“新大明轮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初期发生的一次涉日轮船碰撞案件。此案因遇难人数甚众、财货损失颇巨受到了时人的广泛关注。案件发生后,被难家属为寻求赔偿开始维权抗争之路,希望通过组建难属会、召开难属会议、进行请愿活动、直接对日交涉等方式,迫使日方满足其诉求。在寻求经济赔偿的同时,难属亦提出了收回航权等政治诉求。但受制于国家现实困境,两项诉求均告破产。在案件解决过程中,反日团体、行业组织、乡缘组织、商民组织以及名律个人均参与其中。反日团体积极声援被难家属,这为“济南惨案”后上海率先组建反日会奠定了组织与舆论基础。航业公会竭力为航商、航权呼吁;海员工会以援助船员为目标;同乡会承担了扶助乡民、声援难属的任务;商民组织在民族主义的号召下亦介入本案,各方通过声援难属,以号召发起反日运动等方式,尽力促成本案解决。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国民党,对于是否发起民众运动推动对外交涉,内部出现不同声音,在“新大明轮案”的善后中,亦有体现。国民政府外交部在黄郛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下,逐步放弃了本案解决的主导权。中国共产党虽陷于革命低潮,但对“新大明轮案”的被难家属仍有声援之举,为发起民众运动进行了积极地政治宣传与动员。“新大明轮案”的善后解决经过数月争执最终达成妥协决定,船舶、货物损失通过举行公断会进行裁决,人命赔偿问题另由外交途径解决。公断会上,大通公司与佐藤商会就肇事地点、肇祸原因与责任、赔偿金额等问题展开辩论。公断会最终判定船舶损失应由佐藤商会负责赔偿。然而人命赔偿与抚恤却陷入死局,无论政府如何交涉,难属如何抗争,最终成为不了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