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资源,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资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要素,更是区域建设发展的空间载体。耕地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存在人均耕地面积少、利用率低、分布不均、质量退化严重、后备资源匮乏等现实问题,这些情况决定了合理高效利用耕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耕地利用不力的原因在于对耕地多功能性认识不足,耕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空间载体同时也通过粮食生产、吸纳劳动力、调节生态、固碳释氧,提供社会和生态服务。一直以来,耕地生产功能得到普遍认可,但是耕地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被长期忽视。解决耕地资源保护难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数量的稳定和质量的提升,更要践行耕地保护“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充分认知耕地的多功能性和多元价值,了解耕地多功能动态变化原因,协同发展耕地各种功能,为耕地多功能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耕地多功能的起源、发展与内涵,将国内外对于耕地多功能的划分、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方法和主要的研究方向进行梳理。明确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总结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界定了相关概念,明确了指标的选取原则,将耕地多功能划分为生产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第二部分,通过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体系,选取武汉城市圈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的耕地数据,利用极值法、熵值法、综合评价法对武汉城市圈的耕地多功能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耕地多功能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在对耕地多功能测度的结果基础上,借助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分析耕地三项子功能之间的关联度和协调发展程度。参考已有研究,立足武汉城市圈现实状况选取驱动因子,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探究耕地多功能变化的驱动因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时序上2000年—2015年武汉城市圈耕地总功能和生态功能呈现缓慢的“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生产功能在研究区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社会功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空间分布上,武汉城市圈耕地总功能与各子功能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差异较大。耕地总功能整体上呈现“南北低,东西高,中心低,中部较高”的空间格局,研究期内间集聚性变强,异质性减小,高值集聚长期集中在城市圈西侧,低值集聚一直位于东南侧的阳新县附近。生产功能整体上呈现“中部高中心低,东西高南北低”的空间格局,高值集聚由两个变为无高值集聚,低值集聚由一个变为多个,集中在城市圈东南部,研究期内空间集聚性变小,异质性变大。社会功能整体上呈现城市圈中心到外围逐渐增加的空间格局,研究期内高值集聚由两个变为无,低值集聚稳定在城市圈西南侧嘉鱼县,社会功能一直呈现较为分散的空间格局。生态功能整体上呈现“西侧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研究期内高值集聚和低值聚集比较稳定,高值集聚多集中在城市圈西侧,低值集聚位于东南侧阳新县。(2)2000年-2015年武汉城市圈耕地多功能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三个子功能间存在强劲的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并缓慢提升。生产-社会功能、生产-生态功能、社会-生态功能间耦合度呈现动态发展趋势,维持在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虽然有缓慢提升但是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失衡现象。县域尺度各区县耕地不同子功能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3)驱动因子对耕地的不同功能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高程与耕地生产和生态功能呈现负相关,城市距武汉市辖区距离仅与生态功能呈现正相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对耕地生产、生态、社会功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则会对三种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三产业GDP的增长造成耕地生产和生态功能的减弱,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与耕地社会功能呈负相关。城镇化程度提高对于耕地的生产功能有促进作用,但会减弱耕地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