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中国走上怎样的发展道路，轻易地同社会主义挥手告别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站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面对市场化造成的“断裂的社会”，我们迫切需要更加追求公平、正义原则。在这种情形下，重新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和实践中的思想、文化意义，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急待解决的课题。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文本、思考问题，希望通过《古船》、《受活》的重读来探讨文学作品中社会主义经验的书写问题。具体分以下章节来展开讨论： 引言，从罗兰·巴特“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的区分入手，说明自己将研究对象视作“可读性”文本的重读姿态。 第一章，努力与《古船》发表当年的阐释系统对话，说明人道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两种立场都是深受八十年代思想潮流影响的结果。在文本重读的基础上指出张炜并非简单地否定传统社会主义来积极拥抱改革开放。《古船》的态度是复杂的，作品试图通过抱朴的形象来实践一条“超越”之路。 第二章，由《古船》的解读转入《受活》文本的阐释。通过对由“列宁遗体”引发的寓言式场景及背后隐含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小说主人公柳鹰雀和茅枝婆象征意义的探究分析，呈现阎连科关于社会主义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复杂的思考。 结语，希望再次强调文本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应该正视社会主义经验的书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