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和李商隐分别是中晚唐重要的诗人,本论文在唯美主义视野下对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歌艺术进行比较。首先简要地介绍美学(Aesthetic)的词汇来源和19世纪晚期的欧洲唯美主义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王尔德。接着探讨二位诗人各自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李贺寿短才高,志大却仕途失意,一方面他涉世不深,使得其奇情幻彩未被生活磨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地挥洒;另一方面,他的诗艺在短暂的人生中还来不及成熟,所以有“生”、“硬”的特点。而李商隐的人生,同样才高失意,但他的年岁长且经历丰富,长期辗转各个幕府,加之他的个性较为收敛,因此诗艺在苦难中玉汝而成的同时,政治思想也比李贺成熟得多,带有圆融之美。其次,揭示“二李”擅长的诗体所带来的利弊。总的说来,乐府诗有利于李贺情绪大开大合;律诗则是李商隐雕刻内心宇宙的方寸场地。但乐府诗本身的叙事特征,使得长吉的诗作容易暴露“少理”的不足;相反,律诗对逻辑连贯的要求不太明显。因此,即使李商隐的诗歌意象同样具有内心化和非逻辑的特点,然而读者不觉其少理。接着进一步分析二人对《楚辞》艺术手法的选择性继承和发展。在这点上,李贺的诗歌有两个独特之处:对死亡的焦虑以及审丑的奇和畸美。诗人对死亡的必然——时间流逝感到焦虑,他积极幻想而构造的鬼域达到了很高的美学境界。李贺诗歌的怪诞奇诡意象的使用来源于《楚辞》,即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所谓的“奇”,它与波德莱尔诗歌的审丑类似:以丑为美。李商隐的诗歌运用了“香草美人”手法和发展了由楚辞开创的咏物诗。最后,探讨二人诗歌的修辞和韵律。在李贺这边,在钱钟书《谈艺录》所谈到的代词和通感以及陶文鹏关于设色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其艺术思维:求奇的陌生化和追求表层的直觉思维。代词和通感的运用造成王国维所说的阅读感受的“隔”和历代诗论家谈到的审美效果“奇”,这是中国式古典诗歌的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李商隐诗歌的修辞、韵律和李贺诗作的现代魔幻感相比,是中国式唯美思想“艺术人生化”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