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共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讨论了“红诗”英译的研究状况、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　　论文的第一章为翻译风格论，深入地探讨了有关文学翻译风格的几个基础问题，如风格内涵的界定、风格的可译性以及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的关系等。在各部分的讨论当中，论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最为突出的是论文认为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是并行不悖的，前者需要后者来反映和衬托，译者是镜子而不是透明玻璃，因此提倡译者大力培壅自己成熟的翻译风格，以便能更好地再现原作的风格。有关翻译风格的探讨是“红诗”英译风格再现这一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论文的第二章深入剖析了“红诗”的意象问题，认为在翻译中对“红诗”意象的处理方法是影响“红诗”风格再现的直接而关键因素。论文对通行的诗歌翻译“意美”理论作了批评，认为该理论按其目前所拥有的内涵，不足以成为诗歌翻译的本体论，只能具有局部的“古典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论文深刻地评析了一些典型的“红诗”译例，其中不乏新意。　　论文的第三章创造性地提出“红诗”英译风格再现的“二美”论。要很好地再现“红诗”的风格，必须坚持在译文中再现“红诗”的“情趣美”与“识度美”。这二者在“红诗”中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红诗”风格的内核。　　论文的第四章旨在给“红诗”英译风格再现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尝试运用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来阐释两个译本于风格再现方面所存在的差异。通过有效地实例分析，再次证明了纽马克关于严肃文学作品必须以“语义翻译”为主之观点的正确性。　　本论文得出的结论是:“意象”、“情趣美”与“识度美”共同构成了“红诗”英译风格再现的三大基石。“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理论是阐释两个“红诗”译本之间差异的有效工具。非知不能行，非行不能知，论文认为在探讨“红诗”英译风格再现这个问题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使二者相互印证，循环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