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这个被当时人说成“纲纪凌夷”的朝代，有着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出现了异于前代的现象。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人地位的飞跃提升，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著名的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的拟话本就很全面地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业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其中商人题材的小说以饱满而欣赏的笔调对商人这一新兴的市民阶层进行了热情的礼赞，一改往日文学作品中商人被贬抑、嘲弄和讽刺的地位。作品对他们勤劳致富、囤积居奇、投机冒险的商业活动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对他们轻财好义、扶危济困、坚毅勇敢的品质表现出由衷的赞美，而且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对商人义利兼得、重商逐利的行为不但不蔑视，反而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表现出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市民观。商人不再以自己的职业为耻，而是把谋取利益看成是一种正当行为，并表现出一种自强、自尊、自立的精神，他们的经营意识开始觉醒。同时科举做官不再是他们追求的唯一目的，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弃儒从商的现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重商意识”。 但是，当我们细细品读这些商人小说，体味这些商人形象时，却发现在这些小说的字里行间，在商人重商意识的背后却折射出一种古已有之的“崇官心理”，富贵利禄的诱惑，期望自身地位的提高，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是形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心理，使得商人通过科举、买官和联姻等方式去求仕，从而实现自己光耀门楣、飞黄腾达的夙愿，把当时社会上的不断前进的进步力量又重新拉回到了原点，导致当时的新兴阶层——商人阶层看不到自己阶层的伟大的变革力量，没有把积累的财富用于资本的再生产，从而扩大自己的资本和实力，而是投入到了政治之中，商人又不得不沦为封建统治的附庸，在封建统治的耀武扬威下卑微地活着。他们仍然将为官看作是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实现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是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这种思想对于当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人阶层不断崛起的新时代，无异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是一种退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