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治安关系到村民的生产生活和权利,为村庄提供安全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村庄的原子化,村民个体的崛起使家、家族、村落已经丧失了其对村庄秩序的大部分调控功能,作为派出所治安工作的支撑性的社会机制削弱、瓦解。在权利救济和服务型警务的主流话语之下,村庄的治安问题纷纷流向了派出所。派出所在资源有限、权力规训和治安压力的夹击之下,通过放弃自由裁量权、消极不作为、默许私力救济等形式合法的手段对流入的村庄治安问题进行趋向性的调处,进而让村庄达到派出所认为的可控状态。派出所的趋向性调处对村民的行为产生了影响,诱导村民根据治安问题的类型选择性的启动派出所的救济。而就派出所选择进行的调处案件而言,派出所也不能在案件的处理中完全占据主导的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具体的场域中各参与者利益、需求的平衡和妥协的结果。这一个过程也反映了法律的计划性、抽象性与村庄社会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显现了法律在乡村社会实施的困难。而对于被派出所排除在外的,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治安问题,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村民启动了私力救济。但是这种救济在乡村去政治化的背景和法治的主流话语之下,面临着维持不下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运行困难重重,村民的权利有得不到救济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