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内地传教权的取得,以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地方传统社会之间的矛盾为代表引发的教案愈来愈多。保安教案作为发生在藏边地区的代表性教案,其特殊性就在于:一方面,保安所属循化厅藏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已使藏传佛教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于蒙、藏、土等族民众的心理机构、行动方式与生活习惯等之中,西方传教士到来导致的文化与信仰冲突远较内地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受清朝在循化厅统治结构与统治策略的基本制度性安排的束缚,面对在区域社会中扮演魅力型权威角色的宗教领袖及其行政代言人的隆务昂索与部落头人,地方政府在教案的处置上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就不能不受到地方社会传统权力的制约。因而,国家权力、宗教权力与传统部落权力以及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多重博弈就显得更为复杂。保安教案与同一时期中国频发的教案,既具有共同的时代背景与国际国内环境,但又因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区域社会结构之中,不免有自己的特点。当传教士试图以保安堡为据点,向藏区布道时,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进而积累为群体性冲突。甘肃各级地方政府秉持竭力保护传教士的人身安全,大事化小,尽快弥合争端,避免事态扩大的基本原则,往环调处。但由于受到国家政权建设薄弱与地方传统势力的漠然处之,使教案的处置延宕近9个月,方以追还赃物、销没“汉土”名目最终结案。透过甘肃各级地方政府所代表的的国家权力与传教士、区域社会传统政教势力的多重博弈,可以看到,面对传教士,甘肃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接受弱国无外交的现实;面对“南番”传统政教势力,同样需要考虑国家政权建设不足,国家权力影响不足、权威性不强导致的国家效能低下。而参与案件处理的各级官员,尚不具备探索管理传教士有效的方式,与因利势导地探索藏边社会宗教世俗化可能性途径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