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新约》、《旧约》和《后典》在内的《圣经》翻译源远流长，产生了特殊而丰富的翻译文化。然而，由于《圣经》文本的宗教性在西方基督教国家被视为《圣经》的主导价值，宗教界的《圣经》翻译研究比较活跃，而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探讨《圣经》的翻译和接受，在当代西方文学翻泽研究中基本上还是学术空白。 肇始于唐朝，持续了1350多年的《圣经》汉译活动是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一个主要分支，形成相对独立的《圣经》翻译传统和文化： (1)《圣经》中文译本种类繁多，语言风格多样，读者群体多元。 (2)参与《圣经》汉译的人员庞杂，文化背景多样，并出现了翻译主体的更替。翻译主体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翻译策略的不同和译本影响力的差别。 (3)《圣经》汉译实践产生了丰富的翻译思想，包括来华传教士在内的《圣经》汉译者对圣经汉译进行了理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4)中国传统诗学对圣经诗歌的翻译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中国文人的读经传统对《圣经》的文学诠释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文学品味的中文《圣经》译本被接受为翻译文学作品，甚至来华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也被认为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一种。《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5)中文《圣经》被认为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种泽著之一。以《圣经》文本为思想内核的基督教文化，通过《圣经》在中国的译介，与中国文化开始接触、产生过碰撞进而互相调合，中西交流最终跨出宗教传播的狭窄范围，迈向更加广泛的文化交流和思想对话。 由于历史的误解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圣经》汉译史及其隐藏的意义被长期忽视。这表现在：第一，圣经汉译研究本来起步就晚，学术意识仍然不够开放的中国大陆学者对《圣经》汉译研究依然抱有偏见。其次，已有的《圣经》汉译研究分散而不成系统，学术实践比较混乱。某些重要史料因为长期未被发现或受到忽视，未得到发掘和深入研究。此外，对于《圣经》汉译的研究，国内—国际、大陆—港台、教外—教内之间均存在很深的隔膜。隔膜的存在严重阻滞了中国大陆的圣经汉译研究。可以说，对于《圣经》汉译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缺失甚至空白。 该文以“从宗教到文学——《圣经》汉译研究”为题，除“绪论”外，计有八章。第一章综述世界范围内的《圣经》翻译传统，第二至七章涉及该研究的主要论题：(1)《圣经》汉译历史研究(第二章)；(2)《圣经》汉译理论研究(第三章)；(3)华人翻译主体研究(第四章)；(4)严复翻泽个案研究(第五章)；(5)圣经诗歌翻译研究(第六章)；(6)《圣经》译本影响研究(第七章)；以上分论题构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圣经》汉译研究”。最后一章得出3个结论：第一、《圣经》汉译史是中国翻译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经》汉译理论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有机构成；第二、严复介入《圣经》片断翻译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出文学化趋向；以李荣芳采用“亚卫”神名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多元化局面；第三、中国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深受中国诗学传统的影响；《圣经》译本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接受深受中国文人读经传统的影响；多种《圣经》汉译本，包括“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以及《圣经新译本》，在当代中国(教外)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认知语境下被接受为“翻译文学作品”。 该研究涉及《圣经》评断学、宗教学、历史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翻译研究7个领域，采用了文献描述法、历史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从整体上看是对《圣经》汉译传统的历史研究，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体现了三个创新点： 第一、该研究结合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的历史和现状，站在文化翻译研究的高度，界定了“《圣经》翻译文化”和“《圣经》汉译研究”的概念，首次全面挖掘、系统梳理中国翻译史上的《圣经》汉译传统，参考了370余种资料，资料全面，梳理细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知识考据价值。 第二、该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圣经》汉译研究，许多资料是首次使用，并从中引发出新的见解，如朱维之对中国《圣经》汉泽研究的奠基作用、严复介入《圣经》翻译的标志性作用、李荣芳采用“亚卫”神名译称的目的，尤其是对吴经熊翻译风格的分析、对张久宣《圣经后典》翻译的涉及、对《圣经》汉译和佛经翻译的系统比较，以及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一认知环境对《圣经》文学接受的影响等，在国内学术界尚属首次，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开拓精神。 第三、该研究吸纳其他学者的最新学术成果，统揽《圣经》汉译研究的主要领域，加上自己的研究、理解和心得，可以说自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添补了中国翻译研究中“《圣经》汉译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