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其学术传千载而不衰，其统绪历百世而未坠。在中医学术的传承中，医学典籍的传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中医典籍的整理研习，也成为传承中医学术的重要方式与手段。中医学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古籍整理活动，都与中医学术传承发展的大势相连。上古到先秦时期为中国医学的“萌芽期”和“成熟期”，其学术传承方式由“官守其学”向“师承授受”过渡，医学知识则经历了从“口耳相传”到“书于竹帛”的转型，中医最早的典籍也在此期整理成型；两汉时期为中国医学的“专门传授之期”，其学术传承方式主要为师承授受，其古籍整理活动主要有汉代李柱国校方技，《黄帝内经》的结集成书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撰著；魏晋至隋唐时期为中国医学的“蒐葺残缺之期”，其学术传承方式主要为家传其业，其古籍整理活动主要有王叔和、皇甫谧、陶弘景、巢元方、全元起、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王焘等人的医书编集和注释工作；宋金元时期为中国医学的“新说代兴之期”，其学术传承方式主要为学校教育和读书自学，其古籍整理活动主要有北宋校正医书局的医书校定及金元医家的经典研究和注释。明清时期为中国医学的“复古开新之期”，其学术传承方式与宋金元时期相同，其古籍整理活动主要表现为经典注解、考证(含辑佚)之作的大批量涌现，以及医学类书、丛书、入门书的大规模编纂。可见，中医学发展各期的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存在着同步与联动的关系。中医古籍整理受中国“经学”传统之影响。中医学存在着一个“正典医学”的传统(业师柳长华教授将其称之为“黄帝正经”之医学，作为中国医学传承发展的主线，有别于其他传统下的民族、民间医学)。这一传统主要表现为“经典”在学术体系中所居的核心地位以及对典籍的传承整理在学术传承发展中所表现的关键作用。如谢观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所云，中医学的学术发展表现出与儒学发展的“同步性”。客观来看，这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其共同的“经学”传统——儒学的发展受“五经”、“四书”整理阐释的驱动，而中医学的学术发展同样与中医“经典”的整理研究息息相关。中医的古籍整理与学术传承随着文献载体的变革，而不断发展演进。重大的技术变革往往催生突变，而缓步的技术改造则推动渐变。人类自结绳记事以来，先后经历了以甲骨、金石、缣帛、竹简等为载体的传媒时代，后来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每一次传媒技术的进步，都带来了文明的飞跃。历史上各个时期对传统的继承从未中断过，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不同时期的古籍整理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西汉时期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经整理的书写在简帛上，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北宋时期整理的古籍，由于刻板印刷广泛使用，大部分得以传世，也大大丰富了古籍整理的内容和形式。当代信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为古籍整理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数字化存储与传播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此项工作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中医学术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理论(“学”)与技术(“术”)在交互影响中相互促进并结合，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传统，日进无疆，历久弥新。其一方面受到中医古籍整理之理论总结工作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将其成果体现于不同时期的古籍整理活动之中。这成为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以及中医学术进步的一个内在动力。这一规律恰恰也是“和”这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的彰显。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学术门类走向专业化和细分，学术传承更加重视具体实在的知识的传授，逐渐从“载道”走向“求知”，这似乎也在印证庄子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而知识却可以层累叠加，累积成库，连缀成网，具有一定的结构和体系。中医学术传承从“载道”到“求知”的趋势，实则也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有其“势所必至”之不得不然。曹禾《医学读书志》云：“弊根于法，法立则弊生，法行则弊裕。……持法绳弊，适足固弊；因弊缮法，尚可存法。”中医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事业的延续发展，要求我们这些整理者和传承人必须不断地“因弊缮法”。如今，全世界的人类又迈进了一个“新媒体”时代，数字化技术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和交流方式。中国书也告别了“铅与火”，走进了“光与电”。中医古籍整理与学术传承的事业也因此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契机。如何在数字载体的新时代延续中医的古籍整理，从而将中医学术不断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医工作者特别是从事中医古籍整理者所必须思考和面对的。古文献的知识库建设已成为未来古籍整理与开发利用的必然趋势，其适应了人们高效率地利用古文献信息的需求，是我们中医古籍整理工作者迟早必须做的事情。这一构想能否得以顺利实现，实在是关系到中医学术今后的传承延续，也将决定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当前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医古籍作为中医学术的载体，不仅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古代文明的成果，而且是一种可以不断开发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文化能量。而古籍整理作为传承学术的方式和手段，对于这一资源的开发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王冰《素问》序有云：“将升岱岳，非迳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又曰：“假若天机迅发，妙识玄通，蒇谋虽属乎生知，标格亦资于训诂，未尝有行不由迳、出不由户者也。”古籍整理是读书治学的门径与舟楫。如果不凭借古籍整理的手段，后人欲“见古人之心”、了解古代的学术思想是非常困难的，学术的传承也会因失去依托而发生断裂。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是可知文献学与史学之相通。张之洞《书目答问》：“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是可证文献学与史学之相成。古籍整理，是中医文献学的基本任务；学术传承，是中医史学的主要使命。中医古籍整理，只有具备中医史学高远、博大之“识”，方可承载起传承中医学术的重任；中医学术传承，也只有借助中医文献学精深、笃实之“术”，才能薪尽火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