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家庭结构快速核心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家庭功能关系变动导致家庭婴幼儿照护缺失,而目前我国社会化婴幼儿照护服务正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不完整。再加上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父母普遍面临婴幼儿照护困难。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改革,推动社会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以增加婴幼儿照护供给,并视其为增进民生福祉、补齐民生短板的紧迫任务。随后,为了促进解决“幼有所育”问题,国务院发布促进婴幼儿照护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有婴幼儿照护困难的家庭提供帮助。而在西方国家,增加婴幼儿照护供给是一项激励生育的措施。所以,婴幼儿照护的生育激励效应也值得被关注。目前作为家庭婴幼儿照护的主要形式,隔代照护的变化会影响家庭福祉、激励生育。不过,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家庭内在结构和外在制度文化,也必然对婴幼儿照护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论证隔代照护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探究婴幼儿照护产生的效果,同时考虑代际功能关系变化和经济收入增长对其效果的影响,可以形成对增加婴幼儿照护供给效果的预估。为此,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使用二元Probit模型和OLS模型,检验了婴幼儿照护的家庭福祉效应以及由此所可能带来的生育激励。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本文还使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并且通过调整研究样本和替换衡量指标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婴幼儿照护供给可以提高子女生育概率,同时能够增进家庭福祉。但是,异质性分析显示,与农村家庭相比,城镇家庭中婴幼儿照护的生育激励效应较不明显,主要体现为家庭福祉增加;同样在高收入家庭中,婴幼儿照护也主要体现为家庭福祉而非生育激励效应。所以,生育文化和经济收入是决定婴幼儿照护效果的重要因素,由此会产生不同群体的受益差别。这基本验证了增加婴幼儿照护供给会产生的影响,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因此,为了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家庭政策,第一,要积极推进“幼有所育”改革,发挥其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补充和帮助作用,以增进人们的福祉、激励生育;第二,要强化婴幼儿照护的生育激励效应;第三,要着力解决育龄妇女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以有效激励生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