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进入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却正在遭遇“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挑战。目前,探索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然而鲜有文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数字经济发展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来促进制造业出口的转型升级。本文首先借鉴了国际贸易模型中经典的Krugman模型（1980）和Melitz模型（2002）进行微观经济层面的模型分析,通过推导发现,数字经济对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出口部门技术水平与降低贸易成本两种方式来进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影响机制分析。在实证分析层面,本文选择的数据涵盖了2011～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一方面,通过建立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我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另一方面,借鉴Hausmann的收入加权法模型并对其进行修正,测算出各省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然后,在理论分析与测算结果的基础上,建立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全国层面检验了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进一步通过分区域样本回归对我国东中西部之间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当地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同时这种正向作用还存在区域差异,即在中西部地区该提升作用要远远大于东部地区,且更加显著;在控制变量方面,整体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水平均促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政府干预程度在该研究中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力资本可能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向作用,但该作用不显著,与此同时,控制变量的影响也存在着区域异质性。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严把引资门槛、引进更高质量外商投资,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加大科研力度、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