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早期在和马克思共同完成创立新世界观的任务之后，便把军事问题作为自己的专门学问之一潜心研究，前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恩格斯在研究军事问题的过程中，对战争现象给予了特别关注，并且撰写著作和文章，对当时近乎所有的战争都发表过评论，并由此获得“将军”称号，还多次得到马克思本人的高度称赞。恩格斯对战争现象的分析，突破了当时在战争与政治关系上的认识局限，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复杂联系，而且从广大劳动人民自身解放的根本要求出发，揭示出不同性质的战争及其实施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政治本质，体现出恩格斯战争哲学思想独特的政治批判精神。 恩格斯晚年在当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对“史前时期”的历史考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战争并非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实际上，在阶级产生之前战争就已经存在，从而对战争发生的历史进行了唯物主义考察。恩格斯认为，尽管非阶级社会的战争与阶级社会的战争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伴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必然产生的社会历史现象。因此，战争就根源于生产力与人们现实交往关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突出表现为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恩格斯强调，在共产主义条件之下，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此时人类才会重新掌握自己，共产主义也将获得世界历史的意义，因此战争也就不复存在。恩格斯对战争根源的唯物主义考察，弥补了他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所作某些结论的理论缺陷，极大地丰富了共产主义理论。同时，恩格斯通过自己对“史前时期’’的战争与阶级社会的战争的历史分析，从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超越于此前以及同时代其他著作家的科学阐释。 对于现实条件下发生的战争，恩格斯把人类社会作为立脚点，从宽广的理论视野将其区分为“真正的战争”和“有限战争”。恩格斯沿袭早期在区分不同性质革命时对于“真正的革命”的理解，认为只有“真正的战争”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出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助产”作用：而当时在政府之间发动的“有限战争”虽然鼓吹自由和理性，但由于其事实上只代表某些私有利益，在恩格斯看来就只会对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破坏，才会成为真正的“坏事”。为此，恩格斯反对用某些抽象的或普遍的道德原则对战争性质作出正义与非正义的判定，主张把改善劳动人民现实的“物质状况”作为根本出发点，从人类自身解放的终极意义上考量战争的正当性问题。恩格斯对战争性质进行的唯物主义考察，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传统对抽象道德原则的偏好，体现了恩格斯战争哲学思想现实性的思维特征。 恩格斯在考察战争现象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对战争行为的分析，并且对战争行为的恰当性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恩格斯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清晰地认识到，战争中的人们在选择战争行为时永远不会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因此，他不认为抽象的伦理原则可以对战争行为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战争行为的选择与诉诸战争的前提密切相关，而且后者对于战争行为的选择还具有优先性。恩格斯从“第三种力量"的独特视角出发，认为对于在政治上拥有正当前提的战争，在对战争行为的选择上要将该民族的“文明程度”作为判断其是否恰当的标准，从而赋予了战争行为选择以历史性视域。相反，对于不具备正当前提的战争，恩格斯则更多地是从中看到了这种行为选择本身存在的不合理性，从而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传统中单纯追求普遍道德限制的理论倾向根本区别开来。本文认为，恩格斯在“工人没有祖国”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战争行为理论，虽然在精神实质上表现出了相对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无可比拟的现实性与科学性，但面对当代战争实际，仍需要在保持其合理内核的同时，充分吸收现代理论成果，丰富和充实其理论内涵。 对军队社会本质与功能的考察，构成了恩格斯战争哲学思想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称军队为“复杂的有机体”，并且通过对军队历史的考察有力地证明了他和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理解是正确的，从独特的理论视角丰富了他们早期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恩格斯在关注影响军队战争力生成的诸多要素时，展现了宽广的理论视野。重要的是，当他聚焦于人与武器的关系时，虽然并没有作出人与武器孰轻孰重的原则区分，但却始终高度注意分析人在军队战斗力生成中的决定作用，牢牢地抓住了人。恩格斯特别强调“居民的质和量”与“技术”作为经济条件所具有的先决性，并且在人与武器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影响。恩格斯充分注意到了军队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深刻批判资产阶级常备军作为“私人团体" 所具有的阶级本性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主张。恩格斯结合普法战争之后的欧洲形势指出，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表明了恩格斯战争哲学思想对人民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于军队和人类社会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认知。恩格斯晚年在对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做出巨大丰富和发展的同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表现出积极的和平主义的理论倾向。本文认为，恩格斯晚年对世界和平的关注，并不冲突于他和马克思早期所坚持的暴力革命理论的思想主旨，更非某些论者所谓恩格斯晚年表现出了改良主义的倾向，相反，却是恩格斯根据19世纪晚期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而做出的科学判断。对于恩格斯来说，无论早期对于暴力革命的强调，还是晚年面对新的斗争形势做出的新的思考，都能够表现出他真正和平主义的思想倾向。毫无疑问，在恩格斯和平观念的高端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永享太平，而低端则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战争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意识，充分展现了恩格斯以追求人类解放与自由为根本旨归的理论特质。恩格斯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注以及为争取世界和平而作出的积极努力，不仅体现了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和平主义理论倾向，而且对于我们当下建设和平繁荣的世界和谐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