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到2020年提高至30%。国企红利作为重要的公共资源载体如何实现合理共享,让全国人民从国企溢价中受益,不仅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民关心的内容。时至今日,国企红利的征缴程序、分配方案与具体流向仍在讨论中。实践中,利益主体的关系协调面临诸多困难,财政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等在互相博弈中取得达成暂时的均衡,缓慢地推进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工作。在国企改革攻坚克难、深度试水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企红利上缴倍增计划需要打破日益固化的制度藩篱。如何才能处理好国家、国有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国企红利合理共享的改革目标,既是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一直以来研究和探索的热点领域。有鉴于此,笔者从历史纵向的视角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嬗变,分析“统收统支”、“税利合一”、“税利分流”三个历史时期制度变迁规律、基本特征及未来趋向,总结制度演进的经验教训,揭示现行国企红利征缴存在的诸如比例低、范围小、难度大等问题及原因,剖析国企红利体制内循环的制度缺陷,以国外发达国家成熟的国企分红为借鉴分析国企红利分配的改革方向,探究国企红利分配民生化导向的实现路径,提出既能满足各方利益又能化解制度困境的符合我国国情、满足多方利益的共赢策略安排,以期促使国有企业发展的同时带动全民福祉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