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末,联翩来华的基督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特殊而又不可或缺的角色。言其特殊,是因为他们来华宗旨本为传教,但其结果却超越了传教本身,更多地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性质;言其不可或缺,是因为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传教士们为中国迎来了第二次翻译高潮。较之第一次,这一次的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单向的传输,而是上升为两种语境文化的交流互动。因此,从跨文化传播层面研究这一时期留下的传教士译本,既可借“旁观者”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典籍,又可厘清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路径与模式,为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加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佐证与思路。基于上述考量,本论文深入剖析理雅各《尚书》译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传播动机、传播策略及传播效果,以期由点窥面,为拓展汉籍与经学研究、深化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尝试。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从基督传教士到文化传播者”演变过程为中心,介绍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及其译作。本章指出,在明清长达三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的作用非常强大。他们为叩开古老帝国的大门,从利玛窦等人开始便通过大量翻译儒家经典来增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就是所谓的“耶稣加孔子”式的传教策略”。但随着传教的深入,这种策略出现转向:从片面、临时的儒家文化习得转向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化教育。英华书院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转向。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就是在任教英华书院的过程中完成了基督教传教士向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过渡,他的系列儒经译本《中国经典》不同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早期译本,已经由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上升到文化符号转换,已经由介绍中国文化上升到评判中国文化。这一变化得益于理雅各对中国经学的精熟把握,《尚书》译本中详密的《书》学介绍以及关于《尚书》及《竹书纪年》的颠覆性结论,无一不展示出理雅各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独立的学术思想,他的《尚书》译本,传教动机已基本弱化,我们感受到的理雅各也不单纯是一个译者,而更多的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与传播者。第二章,从理雅各《尚书》译本的总体特色出发,指出其译本犹如一份文化传真,既“义无所越”,又“形神皆备”,真实而清晰地传达了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信息。理雅各《尚书》译本的译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义转换方面,理雅各力图摆脱中国典籍翻译初期的表层翻译的幼稚病,对原语作了恰如其分的意向性释义,在概念理解、喻意阐发、隐含意义解读等方面颇费思量,精心打磨,力求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同时,理氏还深谙“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的道理,努力保留原文形式,以诗译歌,以警句译警句,以排比译排比,以对偶译对偶,以缩略语译缩略语,以“单词”译“单字”,很好地保留了原典的语体特点。更难能可贵的是,理雅各还在“传神”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用古英语与书面语词汇及句式再现了《尚书》的古雅风格,用语气的生动描摹、意境的生动再现、情感的逼真移植等方法再现了《尚书》的文学风格。因此,理氏翻译的《尚书》,无论原文意义的传递,还是语体特色、文体风格的再现,都充分体现出“以信为本”的最高翻译原则,形成“义无所越、形神皆备”鲜明特色,是跨文化传播历史中的经典之作。为什么理雅各《尚书》译本能够成为“义无所越、形神皆备”的文化传真?论文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就此展开讨论,从“详注”、“显化”、“异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文本翻译策略及文化传播策略。第三章指出,理雅各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采用了厚重翻译法(thick translation),用多于译文十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详细注释弥补语符中的“文化缺省”。理氏《尚书》译本,按照原、译、注布局,先原文(上),再译文(中),再注释(下),注释内容包括“题解”、“随文释义”等内容,这些注释,一部分属于训诂学范畴,如字词的非常读音、特殊语法功能、词的本义及引申义等,而更多的内容则是不厌其烦的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与诠释。理雅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弥补语符中的“文化缺省”,由于理雅各对中西方各自的背景知识与语用前提都相当熟悉,所以他对语篇中的语义变异非常敏感,识别“文化缺省”的能力很高。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详细注释,以填补译本读者的“意义真空”。这一做法,现在看来已很普遍,但在十九世纪,却是一种创造。理氏《尚书》译本“文本诠释”与“文化诠释”较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译本因“详注”而“厚重”,因“厚重”而“增值”,不但为儒经西译的体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如果说“文化诠释”是在文本外为文化缺省提供弥补信息,那么理雅各在文本内的努力便是“显化”与“异化”。论文在第四章中指出,理氏译述《尚书》,一方面着眼于译本的接受者,用“显化”的策略消解双语隔阂,在准确传达原意的基础上,通过添加句法成分、显化时态语态、显化隐含关系、显化语码的使用环境等方法使“佶屈聱牙”的原文合乎译语规范、使原文隐晦或隐含的意义变得更加易懂和明确;另一方面,又着眼于原典的本色,用“异化”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在语言文化上的特有风味,灵活使用“音译”、“直译”与“音译+意译”的方法,对《尚书》中言约义丰、经受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汉民族的生活状况、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内容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细致而精致的处理。这些词难以在英语中找到相同的表达法,理氏充分认识到客观存在的“不可译性”,对人名、官员、制度以及一些成语、称谓中的一些敬称与谦称等,都用直译的方法,偶尔“意译”,但决不轻易以目标语中现成的名称来替换,这些译法,虽然造成接受者的“陌生感”,却凸现了中国文化的信息点,很好地承担起了传播文化的作用。理氏这两方面的处理,综合起来考量,其实就是文化的二度编码,是跨文化传播的早期样板,影响深远。论文的第五章,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分析理雅各的影响及儒经复译的必要性。由于翻译的二度编码过程是不同文化符号之间的信息功能转换,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与互动。对话与互动的双向性和交叉性说明翻译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应遵循着“影响—反思—再译”的模式进行不断的深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一问世,便在西方引起轰动,很长时间内西方汉学家认为理氏译文几乎无懈可击。尽管这些学者的评述有着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并不能作为评价理雅各儒经译本的标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理氏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高超的译艺,使得他的儒经译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成为儒经西译中的经典样板,在欧洲汉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理雅各的儒经译本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作“标准本”,是一种欣慰,也是一种忧虑。值得欣慰的是,理雅各的努力为中国文化的跨界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应当忧虑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在经典翻译方面并无超越之举。随着学术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理氏《尚书》译本中的偏颇之处日益显现出来。这些缺失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这一现实不断提醒我们: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理雅各的成功与缺失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财富,因为他的经典译本是我们复译经典的继承与创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