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飞速发展,带来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同时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与破坏;另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引致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以至现实生态环境状况难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这一困境成为社会主要矛盾①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而以生态效率为导向,设计规范合理的环境规制体系成为化解生态环境领域主要矛盾的关键。本文将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地区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从提升生态效率的角度评判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探索建设以生态效率为导向的环境规制政策。论文选题与新时期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理念相契合,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分析: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地区生态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又如何进一步作用于生态效率?地区生态效率水平应如何测度评价?中国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处于怎样的水平,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是否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为提升地区生态效率可以采取哪些规制措施?针对上述问题,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七大部分:导论部分,对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及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找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研究视角,明确了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章,回顾了市场失灵理论、政府规制理论以及有关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关系的理论,为本研究寻求了理论支撑。第二章,对中国环境规制的实践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概述,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排污费收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环保系统人员数量及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五个方面对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评估。第三章,深入剖析了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指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通过其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两个路径实现的,其中,环境效应可以从环境规制所带来的降污减排、资源节约及生态修复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经济效应则体现在环境规制对资本积累、劳动就业及技术创新三个方面。第四章,利用统计数据对2005-2015年间中国生态环境环境发展状况和经济增长情况进行直观分析,并进一步基于STIRAT模型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的环境效应;构建包涵环境污染和污染治理投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第五章,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的生态效率值进行测度,分析了中国生态效率时间上的变动趋势和空间上的集聚特征;其次,为客观、全面的衡量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在基本面板回归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环境规制作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时间滞后性、空间依赖性及门槛条件约束性,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时滞效应,构建门槛面板模型检验门槛效应,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空间效应。第六章,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总结出了本文的主要结论,据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生态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最后,对未来有待继续拓展、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了展望。本文在研究视角、内容、方法上都进行一些创新。研究视角上,本文将从提升生态效率的角度评判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探索建设以生态效率为导向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内容上,本文充分考虑了环境规制政策的时间滞后性、空间依赖性及存在外部门槛条件的情况,力求客观全面的对中国环境规制的效果进行评价。研究方法上,采用兼具SBM模型和超效率模型优点的基于松弛变量的Super-SBM-DEA模型测度地区生态效率值;在分析环境规制的环境效应及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时,采用了静态面板模型估计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时,同时考虑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值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通过理论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环境规制的环境效应并不理想,经济效应具有双面性。在研究期间内,尽管单位GDP污染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有所降低,但是污染排放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依然随着产出的增长持续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第二,中国生态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采用Super-SBM-DEA模型对中国2005-2015年间,各地区生态效率值进行了逐一的测度,并利用Malmquist指数对此期间全国的及各地区的生态效率指数做了测算,测度结果均表明,研究期间内,中国的生态效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且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态势,地区差异明显。第三,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具有滞后性。环境规制强度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型特征,即在环境规制实施的初期,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是负向的,即随着规制强度的增强,生态效率是下降的,但是经过一个时滞之后(滞后两期),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由负向转为正向,规制强度的继续增强促进了生态效率的提升。可见,环境规制政策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需要一个较常的时间过程,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应该从长远来考虑,不能仅追求短期效益。第四,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具有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所有制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外商投资规模,存在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城镇化率、FDI比重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第五,中国地区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具有空间效应。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态势,目前,大多数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都未超过倒U型曲线的临界点,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地区生态效率的提高。而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了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会降低本地区的生态效率。通过系统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也做出了一些创新,但不可避免的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今后有望在以下三个方向加以拓展研究:第一,本文着重于从宏观层面上分析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对微观层面上,经济主体在环境规制约束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相互之间的博弈所产生的影响,分析不够深入。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与博弈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第二,本文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环境污染治理、生态效率的单向影响,而未考虑这些因素对环境规制的反作用。拟在今后的研究中,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综合研究以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得出更加准确的结果。第三,本文将生态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用以检验评价环境规制的效果,但生态效率仅考虑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因素,并未涉及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等其他对于可持续发展同样重要的因素。因此,生态效率仍难以全面衡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拟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社会绩效,尝试用生态福利绩效等指标替代生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