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迫切需要承接东部转移的制造业,建立各类制造业集聚区来快速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但经济发展条件及城市空间的限制很难确保二者齐头并进地成长。如何合理地构造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结构已经成西部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在规划西部地区城市及区域发展过程中,针对西部地区城市究竟优先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集聚,或是优先着力于生产性服务业在本地区集聚的次序问题上时常备受困扰。与此同时,如何合理分配城市内部有限的空间资源,让城市中的二三产业有效合作及发展,也是当地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而要解决上述这两个问题,梳理及处理好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关系至关重要。因而,本研究对于西部地区城市根据产业基础条件和区位要素禀赋,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合理安排产业发展优先顺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收益作用,进而使西部地区二三产业的空间结构得到优化,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本文研究我国西部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状况中,首先,通过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区位熵指表以及该两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描述该两者的集聚特征;其次,依据经典的成本—需求垂直关联理论模型,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效应;最后,基于西部地区2003到2014年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西部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如何促进该两者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及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通过对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特征描述,发现在区位选择上该两产业在西部地区集聚的协同能力不强。二是,借鉴成本—需求的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及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表明西部地区该两产业理论上通过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在空间上形成协同集聚。基于西部城市的联立方程计量分析表明,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协同集聚效应,但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拉动作用还存在不足,然而,西部大型城市的结果却与之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拉动作用更高,高等教育、通讯传输、城市规模、工资水平等外部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协同集聚都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进而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