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实体经济大国,是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在市场经济开放环境的滋养下内、外资都活跃的发展着。我国已经连续数年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内资无论是在投资总产值还是从业人员数目上,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与随之而来的,中国的环境污染却日益严重,不仅污染范围广、污染程度高,而且污染程度堪比史上最严重的伦敦,雾霾已然成为各大城市挥不散的阴云。环境中的污染物既有企业的排放,也有内资企业的排放,因此分析内、外资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从而从源头上找到治理环境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近年来、的投资发展状况及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内、外资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从总量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生产总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从产业分布来看,企业在我国的的产业分布以第二产业为主,且倾向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从地区分布来看,外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和人口众多的大型城市里,中西部地区和人口较少的城市里外资经济也较少,且外资经济的科技活动投入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内资具有与外资相似的上述特征。伴随内外资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是不断恶化的环境和生存状况,中国当前的环境状况是“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环境压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国家都困难。①通过观察研究不难发现,内外资同工业三废(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与内外资产业分布、地区分布类似,内外资在不同地区之间对环境的影响状况也不同。这一现象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是吻合的。为了研究内、外资对我国各个地方环境污染影响的差异,本文首先分别对FDI、内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找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污染、内资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影响及作用机制;借鉴Copeland and Taylor(2003)和盛斌,吕越(2012)的分析框架构建一个包含外生环境政策和经济结构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来探讨FDI、内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将整个国民生产主体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规制效应四种作用机制,分析得出FDI、内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以2003-2013年我国282个地级市工业SO2排放量作为污染指标,在经典的Grossman和Krucger(1995)模型中加入FDI、内资、经济结构、环境规制等变量构建带有平方项和变量交叉项的环境-收入模型,将282个地级市按照地域特征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按照城市规模分为大、中、小三个城市类型代入模型,然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全国整体而言,由于我国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人均收入的提高会使污染排放先上升后下降;全国总体样本及分区域样本回归结果中,FDI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总体效应是正的,内资则是负的。FDI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大型和小型城市均会导致工业SO2排放量增加,内资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大型和小型城市都会使得工业SO2排放量减少,但就程度而言,FDI的污染排放加重程度大于内资的污染排放减少程度;现阶段在大部分地区经济结构与环境规制调节环境质量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未来调整经济结构是内外资必经之路。同时需要健全与完善环境监管体系,审慎内外资准入门槛等,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最后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