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继而掀开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序幕,钢铁、煤炭、铁矿石等行业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及持续亏损,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低附加值和“三高”(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企业占比较高而高附加值和“三低”(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企业占比较低。因而供给侧改革提出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创新能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超过50%,但同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未来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而我国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依然较高,同德国、日本、美国等工业制造强国相比,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依然较低,企业之间差距较大。随着2016年3月2日两会的正式开幕,对我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提出新的规划,一方面“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平均6.5%的GDP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列出了未来重点发展的行业,例如智能交通、精准医疗、智能材料、高效储能与分布式能源系统、虚拟现实与互动影视等,明确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本文以“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为视角,实证检验了正式制度—产业政策和非正式制度—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虽然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但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而政治关联与产业政策在民营企业投资水平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在投资效率上存在互补作用,并且互补作用仅体现在改善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深化了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另外,本文还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的确能够提前获取产业政策的相关信息,更早地进行投资,丰富了政治关联的信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