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刘恒在自己的作品里始终表现出对人的关照,他无限制地开掘人性的幽暗之处,在“残酷无情”的写作过程中,他发现了生命存在的苦痛和困厄,进而对人存在的意义产生了疑问和思考。刘恒在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用梦呓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别样的“中国往事”,他用陌生化的手法将“救亡”和“启蒙”主题故事中的民族历史解放出来,重新进入到历史的深处,还原一度被遮掩的民族历史的荒芜景象。刘恒企图从历史的“剩余物”中重新发现一个民族的过去,重新发现一种生命存在的状态。他将个人故事与主流历史中的“民族英雄”故事进行比较,发现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被强行纳入到官方历史叙事中,个人的死生际遇承担起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这样讲述民族历史的结果是个人消失在民族国家的巨大漩涡中,失去了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认为一种对民族历史的叙事,就是一种记忆民族历史的模式,就是一种认知世界、获得生命意义的模式。人性成了刘恒突围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对民族历史包围的一个利器,刘恒将“民族英雄”革命的原动力从启蒙理想位移到个人对性的、暴力的、死亡的冲动上,从冰冷、坚硬的英雄塑像中发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是在欲望无限张扬之后,人不得不承受生命无限原欲的沉重,挣扎在欲望锁定的宿命中,无可逃脱。刘恒深入到生命的底部,看到雄伟、光辉的“民族英雄”背后具体地,感性地存在的生命个体,明白历史内部到处是跟着感觉走的游兵散勇。刘恒在《苍河白日梦》中对民族故事的进行新编,这个重新讲述的过程就是对民族“自我”进行重新认知测绘的过程,也是对民族主体进行主动性建构的过程。刘恒在个人化视野中虚构的中国往事是对“大历史”进行补缀,使单一的“民族形象”多元化,恢复往事中鲜活的生命感觉。刘恒由此意识到叙事对民族主体的生产性意义,阅读过程也是主体意识不断地进行新的塑造和建构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刘恒对历史的关怀意味着对自我和生存的探索,在探索中扩展想象的空间,分享生命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