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也即通常所谓《学》《庸》《论》《孟》,从各自成书到一书结集,再到清民鼎革脱出官学,在中世纪以及近世中国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浮沉分合、随流扬波,跟学术文化的其他脉系一道共同支撑了此间华夏文明转承嬗递的斑驳旅途。民国文化作为传统文化近代递嬗的关键时期,中西并存,古今兼具,总结发展,承旧开新。文献学作为民国文化的重要一系同样呈现出如此的色彩。这在题录、辩伪和研究当中均有体现。当然此间四书文献的新面貌还表现在少量珍贵四书文献的访归或发现上。敦煌四部书中的文献发现以及流散于日本的绝迹中土文献的访归,为民国时期的四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支撑,从而有力推动了民国四书研究当中新的时代气象的发生。具体一些来看,民国时期修成的《清史稿·艺文志》仍然遵循了清代以来传统的分类方法,以《论》《孟》《学》《庸》统入四书类,与《明史·艺文志》及《总目》一致;稍后于该书的《续修四库全书》在四书类下再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总义》五属,体现了文献分类的新发展。综合当时材料来看,这种分类应该受到了当时日本学界分类方法的影响。辨伪来说,民国时期的四书辨伪是清代以来四书辨伪的继续,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都有以继承清代四书辨伪学的成就继承为其逻辑起点的。《论语》辨伪中对于崔述辨伪成就的推重,以及大量存在的基于不同经学立场的辨伪活动便是其表现。除了的古文经学余绪和今文经学末流的四书辨伪之外,此间以经学辨伪作史学研究之手段的古史辨派的四书辨伪乃民国四书辨伪学新特征的最佳说明,其辨伪活动和成果是期间四书研究由经转史、出经入子的最好表征。民国时期的四书研究从研究的进路来讲,至少可以分为经学研究和学科诠解两种不同范式。经学研究是对传统的历史承继,《论语集释》为其代表。学科诠解标志了传统四书研究的时代新生。时人基于不同学科对四书文化资源的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