铨选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入仕人才的选拔机制,对于维系王朝统治的正常运行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满清入关后,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与其职官体系相适应的文、武官员铨选制度,保障了政令畅通与政局稳定。道光以降,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清廷开始被迫采取种种措施以应对,铨选制度随之发生变革。其变化上承戊戌以来的变法思绪,下启民国初年的文官制度,既反映了近代社会巨变下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又折射出西风东渐后观念转移对制度变革的影响,以及与相关制度及官制改革等多层面的互动关系。　　 时势与社会变迁对人才类型的不同需求,从根本上导致了铨选制度的变革。咸同之际,频繁战事与对外交涉,使原由文官正途出身的官员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项能员借保举、捐纳等途径晋身仕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铨选机制运转不灵的弊端,也对正途造成了较大冲击。光宣之交,新的国内外形势及新政的推行,使各地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同增,选材观念的转移推动了清廷取官重心发生改变,即由原文官多从科举、武官自行伍,转向近代学堂及游学生。清廷开始实行学堂毕业和游学生廷试授职,取士与取官出现合而为一的趋势。1905年后,科举虽废,但由举贡考职、考试优拔等晋身者依然众多,加之通过捐纳、保举晋身者难以遏制,清季铨选途径芜杂不堪,形成多途并进、新旧杂糅的复杂态势。由此导致候选官员队伍畸形膨胀,铨法壅滞,难以施行。　　 职官体系与铨选制度相辅相成,一方的变化会随之引起另一方的变更。咸同之际,为及时处理各种政务、军务,督抚及统兵大臣纷纷设立各局所,幕府因此出现职官化趋势。督抚奏调、奏留办事能员频繁,且委署员缺多不拘例章,保举、捐纳的破格也进一步推动了督抚用人权的扩张,导致铨法的破坏。光宣之际,为适应新的形势,清廷开始了官制改革,试图建立新的职官体系。因既往的铨选制度难以选拔现实所需人才,新设与改设各部院选材用人不拘旧章,大批奏调、奏留专门人才,委署员缺也不拘文法;与部院情况相似,各直省督抚在办理学务、新军、警务等新政事务中,局所设置不断增加,选材用人也更加注重专门,奏调、奏留各类专业人才,补署员缺亦多违旧例。部院及各直省督抚选材用人方式的花样百出、不循规制,很大程度上僭越了吏部及兵部的权力,在客观上造成了与吏部、兵部(陆军部)等铨选机构的权力争夺;同时,各督抚与其他部院也因此而产生诸多人事纷争。吏部及陆军部——军谘处(府)等虽经一再努力限制,试图适应变化的时局,但无法遏制部院及督抚选材用人突破例章的趋势,最终权力丧失、威权不再。此时清廷苦心造就的内外相维、大小相制的权力制衡体制已然演变为内外纷争、大小争强。　　 为疏通仕途、重建新的铨选制度,新政时期清廷开始取法西方,酝酿施行文官考试制度;并在内官改制初期先后设练兵处、裁撤兵部,成立陆军部、海军处(部)、军谘处(府)等,试图建立新的武官铨选体制。而于1911年5月宣布责任内阁成立时,进一步裁撤吏部,设立内阁叙官局,制定新的铨法。尽管辛亥革命中清朝的迅速覆亡,使得此前改革铨选的种种努力未及显效,新的铨选制度尚未真正确立,但其间选材观念的转变、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授职、学堂毕业生的实官奖励、文官制度的酝酿及曲折反复,以及直省与各部选材用人的尝试,却为民国初年铨选制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近代政治制度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