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表决通过。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便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修改,因为其从刑事法律政策的角度正面回应了当下社会恶性犯罪低龄化现象,为解决或者遏制该问题的继续发酵提供了一条良径。那么此次修改的实质究竟是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还是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这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和探讨。目前,大部分学者仅就该修改进行粗浅的探讨,认为其是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对此,笔者持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此次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就是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我国的初步引入与探索。目前,对此次刑事责任年龄修改的背景分析还较少,还不够透彻,且刑法修正案刚出台,相关立法、司法机关还未对该法条作出明确解释、量化入罪标准、细化认定要件,同时因是舶来制度对其理论研究、相关配套措施的解读也甚少。因此,笔者将溯本追源,重点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以下简称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出台的背景,让大家清楚地认识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从法律层面,此次修改都是必要而及时的。紧而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概念进行阐述,并重点将该规则与刚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比较分析,引出该规则的有利条件,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核心精神有一个深入的认知。在对此次修改的背景和该规则的全貌有了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笔者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与恶意补足年龄规则联结在一起,探讨分析两者的关系,论证《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恶意补足年龄的本土化体现。最后着重对此次新增条款即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条款的适用进行细致解读,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使该规则的引入更加有血有肉,充实其骨干,丰富其内在。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正文共为四部分。首先分析《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出台的现实背景和法律背景,之所以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修改,主要是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社会公众严惩呼声高涨,而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却没有与时俱进,且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处理哪类主体的案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都应该一以贯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以一种柔性的理念破除了当下这种困局。接着从对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责任年龄两个概念的简单阐述引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将该规则作了一个初步的定义,并指出该规则的实质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种弹性化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同时将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与刚性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刚性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既存在制度缺陷,也有潜在风险,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一而能弥补上述两个缺陷,二而还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平衡未成年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维护法的稳定性的作用。这一部分能让读者充分了解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对该规则有更深层的了解。紧接着论证《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与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关系,其一《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特点与该规则的要求是相互对应,进而证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该规则的改良版,其二是通过三个制度的阐述明确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不仅与条款本身相联系,同时我国国情也是适合其生根发芽的,从而达到与《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真正契合。最后是文章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先对此次修正案新增的条款每个要件进行逐一解释分析,梳理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解思路。然后指出需要从理解能力、行为方式、人身危险性三方面认定行为人的恶意,提出了认定恶意的两种方法,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心理测评,最后阐明证明恶意该达到何种标准。因能力与资料有限,该部分仅主要围绕法条及“恶意”这个词汇提出相关解读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