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全球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国际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推动着国际关系向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逻辑，不难预期国际制度一旦建立，国家将积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然而，国际社会的现实是，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变化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变化不仅包括了从反向参与到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变化，也包括了从正向参与向反向参与的变化。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为何发生变化？影响国际制度行为变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是什么？现有的解释提供了三种分析路径：一是体系决定论，把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归因于体系层次上的权力结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因素。二是国内政治决定论，认为官僚决策、国内政治结构是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三是双层博弈论，认为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是国际层次的谈判和国内层次的批准博弈的结果。这三种分析路径对于理解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不无裨益。但是，它们全部或部分面临着解释力不足、可操作性和经验检验的挑战。本文的落脚点是国家的决策偏好，旨在通过考察国家的决策偏好变化解释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为何发生变化。决策偏好是国内行为体偏好的集合和博弈的结果。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及二者的互动构成了影响国内行为体偏好的决策环境。决策环境的变化使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使国家的决策偏好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变化（从正向参与到反向参与或从反向参与到正向参与）。由此，本文提出了解释国家国际制度行为变化的分析框架，并聚焦于影响决策偏好的国际-国内互动（国际-国内权力互动、国际-国内利益互动和国际-国内规范互动）。最后，通过加拿大对《京都议定书》的行为变化（从加入到退出）和苏联/俄罗斯的GATT/WTO的行为变化（从游离到加入）两个案例的分析，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