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是六朝文学的重镇。本文从谢灵运始宁时期的诗歌研究入手，是一种分期研究，即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通过剖析一个横截面，试图构建一个完整而立体的诗人形象。这对当前的谢灵运生平及作品研究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而对整个文学史，一个建立在宏观背景之上的微观研究，也许更能把握住文学史演变的脉动。　　本文首先对谢灵运始宁时期的诗歌进行统计，根据掌握的一些新材料对部分诗歌进行考证。这是考察始宁时期谢灵运诗歌创作特色的基础之一。　　第一章着重探讨了谢灵运始宁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是考察谢灵运的关键因素之一。始宁县自汉代顺帝永建四年建置之后一直到隋朝开皇九年，其间共460年，始宁县因谢灵运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和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两次隐居而名垂青史，在悠久的历史长河及复杂的行政区划变革中，始宁及谢灵运的山居始宁墅因谢灵运而兴，也因谢灵运而败。始宁墅建自谢灵运祖父谢玄，其父谢瑍早逝之后，谢灵运袭爵康乐公，并且在出守永嘉之后一年东归始宁隐居。始宁，不仅是谢灵运父祖所葬之地，更以风景优美吸引众多名士前来游赏甚至隐居。谢灵运在始宁期间修营别业，有南北两居和桐亭楼、临江楼、南山精舍三精舍。始宁作为谢灵运两次隐居地，考察始宁墅的经济及其文化意义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从始宁庄园的经济作用看，它不仅是谢灵运自给自足的农耕庄园，更是一个典型性的农耕社会经济体。这种经济体以农业为主，兼有手工业和商业，因此成为考察六朝经济的一个范本。而从建筑园林美学和隐居而筑两方面来看，始宁墅也有特定的文化意义。　　第二章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谢灵运的交游揭示他两次隐居始宁的政治根源。谢灵运的两次隐居均离不开他在京中政治博弈的失败，这一点无可置疑。而正因为如此，他在隐居始宁期间，与僧隐名士游览山水，与当局统治者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谢灵运初隐始宁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宋初动荡的朝局。从刘裕与刘毅相争起，谢灵运便作为刘毅的记室参军而站在了刘宋开国皇帝的对立面。而宋武帝刘裕死后，权臣徐羡之等把持朝政，将与庐陵王刘义真交好的谢灵运贬谪永嘉。灵运于次年舍官归隐。谢灵运再隐始宁源于元嘉三年宋文帝的拨乱反正。谢灵运在朝局新政之后再次出仕为官，而宋文帝对谢灵运不过以“文学侍从之臣”相待，无半点重用之心。谢灵运在朝“多称疾”，以致宋文帝“讽旨令自解”，至此，谢灵运的仕途可谓走向了真正的终点。再隐始宁期间谢灵运的生活，与初隐始宁时期并不大差，放肆出游更甚，与当局交锋如与太守孟顗的交恶可谓是直接导致了谢灵运生命的终结。总之，谢灵运所欠缺的政治眼光和博弈技巧以及他任性而为、简傲不羁的性格，造成了他的政治悲剧命运。　　第三章主要从对家族的称颂、山水风光与怀人赠别三方面入手考察谢灵运始宁时期诗歌的内容。第一节是对家族的称颂，谢灵运《述祖德诗》便是对谢灵运的祖父谢玄功业及德行的歌颂。在这首诗里谢灵运称赞谢玄受命于危难之际，舍弃谈玄清谈，换上戎装保家卫国，功成身退不慕名利的高尚节操。通过对父祖一辈功业的称颂和对其人生选择的肯定，谢灵运在家风的承继中找到了心理安慰。第二节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山水诗是中国古典诗歌重要题材，而真正将山水作为表现对象，并在诗歌中对山水予以系统观照的乃是谢灵运。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多以客观的山水描绘为主，力求精致巧似，并且意境清幽，诗末多有玄理。从创作时段来说，谢灵运在出守永嘉时期便开始了大量的山水诗写作。在两次隐居始宁期间，谢灵运更是修营别业，肆意邀游，极尽幽居之美，山水诗的写作也达到了高峰。因此，考察谢灵运始宁期间的诗歌创作，山水诗是重中之重。第三节则探讨了谢灵运隐居始宁期间的怀人诗和赠答诗，这些怀人赠答作品乃多与谢惠连、颜延之、范泰有关，大多情真意切。第四节对谢灵运两次隐居始宁时期诗歌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比较:第一时期的诗歌主要抒发在游览山水中所体悟的玄理，而第二时期的诗歌多流露独居的苦闷和对知音的渴求，更能体现他的隐居心理和对当局的态度。　　第四章从语言、结构、诗人形象和艺术风格三方面探讨谢灵运始宁时期诗歌的艺术特质，并比较前后两个时期谢诗风格的变化。第一节从语言层面揭示谢诗深厚的用字功力与整饬的声律美，主要表现在动词和叠字的运用使诗歌更具有表现力，而声律方面谢灵运的诗歌在注重押韵之外，有些诗句还符合永明体甚至近体诗的格律;第二节从结构方面考察谢灵运诗歌中的景理关系和句式，景理关系方面主要体现着诗歌整体的篇章布局上，大致可分为叙事—写景—说理的三段式结构，中间常见一种类似绝句的写景四句，在章法上亦前后呼应，开阖有致;第三节主要分析谢灵运在他的诗歌中所凸显的诗人形象及其诗歌所特有的艺术风格。谢灵运归隐始宁期间，修营别业、伐木垦荒、遨游山水、谈玄听佛、写诗作赋，丰富多彩的隐居生活显示出了谢灵运的个性及志向。他在他的山水诗中所塑造的诗人形象，是孤独的、高傲的，有着深邃的人格特征。与此相关，始宁时期的山水诗体现出境界开阔、清丽自然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