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时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世界被分化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互为对立的两大阵营下,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愈发紧张。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经济发展,保持资本主义阵营的优势,美国一面以经济援助等方式帮助西欧恢复经济,一面与西欧国家共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出口管制。由于管制的物资和技术如果只由一国进行,则受管制国仍可从其他国家获得相关物资,管制的效果将无法保证。因此,为确保出口管制的有效性,管制往往是多国共同进行的而非单一国家的行动。美英等国成立了秘密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各国以协调一致的原则对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管制。然而,由于出口管制的范围将影响到出口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往往会面临着英国等盟国放松出口管制的要求,同盟国之间就此产生的分歧往往难以协调。朝鲜战争时期,同盟国之间的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将中国视为其直接威胁,加强了对中国的管制,长达二十余年的对华全面管制也就此开始。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冷战局势紧张时,和美国步调一致,配合其加强对华管制。但朝鲜停战后,英国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就日渐显现出来。英国提出缓和对华的出口管制的要求,但迟迟得不到美国的回应。英国多次利用例外程序进行对华出口,虽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但仍需受到诸多限制。英美双方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分歧不断扩大。1957年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标准降低至对苏联和东欧等国管制的同等标准。美国就此问题与英国协商,但两国并未达成一致,同盟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从中体现出来。此后,巴统成员国纷纷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所领导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英美都在考量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两国与苏联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第二次柏林危机使得英苏关系紧张,英国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进行严格管制,但这一政策的对象不包括中国。这一时期,中苏同盟破裂,英国希望利用中苏贸易的锐减扩大中英间的贸易,缓和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60年代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政策一直在“遏制”和“松动”之间摇摆,尽管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多次有缓和对华管制的政策讨论,却始终未落到实处。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才逐步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政策。1972年,美国废除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坚持的“中国差别”,恢复了与中国的非战略性贸易,与英国长期以来在对华出口管制上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冷战时期的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反映了英美在不同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需求主导下,经济冷战战略的不同。美国在制定冷战政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其国家安全,对华政策强调对抗和遏制。而英国的冷战政策则体现出其实用主义的传统,在遏制的同时也要求放宽遏制的范围,以维护其经济利益。英国尽管在遏制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问题上与美国没有分歧,但在具体策略上它要求实行一种接触策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分歧。但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不能动摇同盟存在的根基。美国和英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两国的政策也都有过一定的妥协和退让。冷战后,英美等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仍在延续,如通过“瓦森纳安排”重新拟定管制清单并实施管制。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在技术领域等方面对中国的管制,阻碍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其仍在进行的出口管制是对冷战时期已经形成的制度化的出口管制政策的延续,因此对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问题进行研究现阶段仍存在的贸易管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