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增速越来越快,已经成为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之一,无论是在GDP还是在财政方面都对国民经济提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在陡然增长,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愈发突出。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房开发投资总额从2013年的86013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132194亿元,增长了53.69%。与此同时,我国房开发企业的数量也在2019年达到了99544家,相较于2013年又增加了8100家。另外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由8.21下降至7.84,同期房地产业增量资本产出率却从18.75上升至26.40,远高于第三产业平均水平,从而表明房地产业存在过度投资的可能性。所以,如何有效遏制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减少非效率投资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良性健康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选取2013年至2020年国内沪深两市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我国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因素。通过梳理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过度投资的研究成果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自由现金流假说等相关理论,结合房地产行业的特点,提出研究假设。在宏微观不同角度下选取货币政策、土地供应量、自由现金流、债务融资约束、股权集中度、高管激励和管理层权力这七个因素,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投资不足,过度投资现象在房地产企业当中更为普遍,存在过度投资的房地产企业数量更多。即在高房价、高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在不好的投资机会下,仍然有很多房地产企业选择扩大开发规模,甚至接受净现值为负的投资机会,从而导致低的资金配置效率;第二,企业的管理层权力、自由现金流、股权集中度以及高管激励和过度投资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首先,表明了管理层权力的膨胀会导致管理者加大投资以获得的私有收益,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其次,当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较充裕时,容易导致企业盲目扩张,使得过度投资的现象更严重。最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过高时,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关联方交易、非效率的投资决策等方式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也会造成公司过度投资的行为,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第三,过度投资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债务融资约束以及高管激励都呈现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当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也影响着管理者对市场未来的预期,从而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且由于负债具有定期还本付息的强制性要求,迫使公司的现金流出,进而可以约束公司管理者的过度投资行为。另外,恰当的高管薪酬激励措施,能协调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使管理者的私人利益外部化,对企业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四,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与土地供应量的增长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供地数量增减的政策干预力度不足以改变企业管理者对市场已形成的固有预期,因此该宏观政策没有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第五,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六个因素中,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排序依次是:管理层权力、自由现金流、货币政策、债务融资约束、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激励。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冲突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相较于其他因素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最强,企业有必要着重控制管理层的权力,当管理层权力过大时应采取相应制约措施。其次,企业有必要重视其自由现金流,以防当拥有充足的自由现金流时引发过度投资行为。而相较于其他五个因素,高管激励的影响程度较弱。本文丰富了关于房地产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一步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根据实证结果,为治理房地产过度投资行为提供了一系列的改进建议:着重约束膨胀的管理者权力;加强自由现金流的管控;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因素的影响;完善融资市场,强化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优化股权结构;完善高管的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