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对私人利益更多的保障，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为此，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日益拓展，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直接决定了赔偿范围的宽窄。本文围绕着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分别从执行职务行为、归责原则、精神损害赔偿和责任例外四个问题展开论述。通过对国外先进法学理论进行介绍、比较、评析，同时分析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不足，设想在今后，我国国家赔偿法如何进行修改和完善，以更好地顺应国家赔偿的发展潮流，逐步拓展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执行职务行为是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首要内容，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最多、难度最大的是关于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区分问题，以及公安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的区分问题。有关于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区分，理论界存在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主观说主张，是否职务行为，主要依据行为人是否具有执行职务的主观意图或目的。客观说主张，是否职务行为，主要依据行为人行为的外部是否具有执行职务的特征，而不论行为主体的主观意图如何。通过对两种学说的介绍，进一步说明客观说更有益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普遍采用的“职务相关理论”，主张判断是否职务行为，依据该行为的执行是否与职务有内部关联或附带联系，不依据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因此，我国确立的“职务相关理论”归属于客观说。有关于公安行政行为和刑事侦查行为的区分，从一个案例说明两者区分的现实必要性。通过对六种区分标准的对比和评析，阐述了仅依据其中一种标准予以区分都是不恰当的，树立了必须综合六项标准加以区分的观念。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对于确立国家赔偿责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目前大多数国家广泛适用的过错原则、危险原则和违法责任原则的介绍，分别评析了三大归责体系的优势及不足。主观过错注重从行为人有故意或故意的心理态度出发，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司法操作中存在举证的困难。公务过错淡化了主观上的因素，趋向于客观过错。但公务活动中等标准的衡量，仍未超出过错原则的局限性。危险责任原则认为只要公务行为侵犯了公民的权益，就构成国家赔偿责任，摆脱了过错或违法的束缚。但是其涉及政府行政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所以危险责任原则仅适用于特殊领域。违法原则则以职务违法与否作为归责的标准，实现了认定标准的客观化。但是由于违法的外延小于公务过错，救济的范围受到了限制。我国适用违法原则作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实现了行政侵权责任的目的。但是鉴于违法原则的局限性，应结合适用其他归责原则。首先，应明确违法的法律含义;其次，以过错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作辅助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本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但随着民事赔偿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日益完善，尤其通过麻旦旦精神伤害索赔案的介绍，以及国外有关国家赔偿中对精神损害的重视，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中实有必要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此，结合国外有关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并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国家赔偿法中单独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损害的范围和最高额的限制等，也都提出了一些看法，以期更全面地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责任例外问题原是排除在国家赔偿责任之外的，但随着民主宪政政治的发展，国家财力的逐步提升，以及法学理论的探讨，国家赔偿的责任范围正逐渐扩大。因此，原先属于责任豁免的范围也渐为敞开。立法赔偿和公共设施设置和管理的瑕疵引发的赔偿都逐步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立法赔偿是基于抽象行政行为缺乏司法审查而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且我国并没有规定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不予赔偿。因此，有必要区分层次予以赔偿。对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机关和下一级权利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决定，严格把握条件进行赔偿;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造成的损害应予赔偿。公共设施设置和管理瑕疵的赔偿，是基于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管理是为公众谋利益的活动，由此而造成的损害应由社会承担;我国对其管理权和经营权的不明晰，以及民事赔偿责任主体的财力限制，也导致被侵害人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以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