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长安地区”之“长安”,是指作为中国汉至隋唐都城的“长安城”。“北朝”是指北魏、西魏、北周三朝。目前西安各文博机构公开展出、发表的北朝佛教造像200余件,纪年造像50余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包括四个方面：类型学、样式论、造像技术、造像题记和题材分析。在此基础上,以特殊纪年造像和重大历史事件为转折点,将各朝造像进行分期研究。类型学研究中,按材质、形制、组合方式、局部特征等标准,将造像进行种、类、型、式四个层次的分类,重点关注变化出现的时间。长安北朝造像有铜造像和石质造像。铜造像分为圆雕、背屏式、板式三类。石造像分为七类：圆雕、背屏式、造像碑、造像塔、造像龛、三面造像石、单面造像石等。从类型分析研究来看,石质圆雕造像至迟于北魏孝昌二年(526)出现,至迟在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基本成熟,北周时期大流行。背屏式造像自北魏5世纪后半叶出现,体量较大,制作精美,至北周时期数量减少,体量变小,有逐渐退化趋势。造像塔是北魏时期最为流行的造像类型,西魏、北周时期突然减少,北周新出现顶部呈阶梯状的小型竖长方体式造像塔。造像碑自北魏500年前后出现,有碑首一体型和碑首外加型两型,该两型造像碑可能存在独立的发展线路。西魏时期碑首外加型造像碑流行,北周时期碑首一体式造像碑继承了北魏传统,碑首外加型造像碑受到了耀县造像碑的直接影响,风格统一、制作规范,可能与工匠群体和造像制度相关。三面造像石和单面造像石流行的年代均为北魏的530年前后,其出现可能受到碑首外加式造像碑的影响,其作用可能是贴附或镶嵌于佛教建筑的壁面。三面造像石和单面造像石西魏、北周消失,可能与佛教建筑的形制和供奉形式的改变相关。样式特征研究中,重点分析总结如来像、菩萨像、龛楣、佛座等元素的样式特征。北魏如来像体态以跏趺坐和交脚坐为主,北周以站立和跏趺坐为主：北魏如来肉髻有圆筒形、球形和梯形三种,发式有波状、素面、螺状三种,西魏仅见高筒形肉髻,发式多素面,北周则流行低平宽肉髻和螺状发纹。北魏早期如来佛衣流行有露肩袒右式和覆肩袒右式,至北魏末年和西魏则流行通肩搭左肘式,北周佛衣流行通肩搭左肩式。北魏菩萨像体态流行交脚坐、思维坐,北周则流行立像、倚坐像。北魏菩萨衣饰较为复杂,北周时期统一为两种风格：繁缛风格和简略风格。北朝龛楣样式流行尖拱形龛楣,北魏晚期出现垂帐方形龛楣,至北周时期大流行。北魏如来佛座样式可见须弥座和方座,较为单一,至北周时期出现仰莲须弥座和莲台方座,莲台方座大流行。北魏、西魏的喇叭状束腰菩萨座不见于北周。从造像技术来看,长安地区北朝铜造像技术有范铸法和失蜡法两种,失蜡法造像数量少,范铸法造像数量多。失蜡法技术至迟到北魏末年成熟。范铸技术综合了我国传统青铜器铸造的基础理念,成为北朝时期金铜造像的主要技术。石造像技术有圆雕、透雕、浮雕、减地阳刻、阴线刻等手段。北魏长安地区的造像绝大部分为砂石质,浮雕、减低阳刻是其主要技法；西魏砂石造像高浮雕技术流行,出现白色石灰岩(大理石)造像；北周造像以青灰色石灰岩(青石)造像为主,阴刻线技术出现较大发展,圆雕成为造像的主流技术。从各朝代造像的综合分析来看,北魏五世纪中叶开始,长安没有自始至终发展演变的固有样式,短暂时期内出现较为统一的地方造像样式,如景明年间、太昌年间等。这与长安城的在北魏王朝中的边缘地位是相应的。北魏末太昌年间长安佛教造像样式的统一,应该跟北魏末期关陇贵族集团对长安的经营及即将来临的东西魏分裂密切相关。北魏长安造像可以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西魏时期大致继承了北魏末期造像风格,面貌较为统一。长安周边的耀县、富平等地石灰岩造像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孕育出新的造像样式。西魏大统十二年大型观世音圆雕造像的出现,标志着长安造像出现新变化,以此为界可将西魏造像划分为早、晚两期。西魏造像中的东魏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说明虽然征战频繁,东、西魏两个王朝之间的佛教交流并未被禁止。北周佛教造像以北周太武帝灭佛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造像形制多样,有单体圆雕造像、造像碑、背屏式造像等,体现来自成都、曲阳、洛阳、等各地的造像特征,是大融合时期。后期是太武帝灭佛之后的佛法重崇时期,大型青石圆雕造像大流行,创造出成熟的、独特的北周造像样式。以北周大象二年造像为首的大型圆雕青石造像,是北周重臣、隋主杨坚崇佛的产物,为隋代长安佛教造像的奠定了基础。本文将北魏、西魏、北周三朝造像综合划分为五期：北魏太和年间及之前为第一期；北魏景明年间-孝昌元年为第二期；北魏孝昌二年-西魏大统十一年为第三期；西魏大统十二年～北周建德三年武帝灭佛为第四期；北周大象元年佛法重崇之后为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