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随之而频繁发生,其中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延续至今。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仍然是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关注的中心问题。本文试图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的演变历程、特点、形成机制及其对中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不仅有利于深刻认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的本质、和成因,也为我国应对当前和未来激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摩擦提供启示。首先,本文就研究背景、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成果：(1)对知识产权保护经济效应的研究,尤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等研究强调了南北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冲突；(2)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过程以及中国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的法学研究和少量的经济学研究；(3)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贸易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了各种贸易摩擦的内生过程。本文将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进行系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其次,本文对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表现形式进行概述,并对其政治经济学特征进行分析。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主要有三种形式：“特别301”条款下的争端显示出美国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情况的高度不满；“337”调查争端中,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目标国,而“337”制度的多次修改也反映了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政治诉求；在世贸组织下的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也主要反映了美国知识产权利益集团对中国履行TRIPS义务的不满。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背后呈现出明显的政治经济学特征,突出表现在美国以国际知识产权联盟(ⅡPA)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频繁的政治活动来推动美国政府施压中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第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方面的决策机制及其政策特点。随着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贸易逆差,霸权地位逐渐衰退,美国开始推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战略,以此重振其霸权地位。这一战略在新世纪被进一步强化,表现为美国国会、总统领导的政府部门、知识产权利益集团一致地支持高水平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国是美国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重点对象。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是美国强力推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战略的必然结果。在“依存市场的国家主义”的政治决策体制下,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引入现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最高领导人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后的一个配套举措。中国的利益集团活动只对知识产权保护决策起到“边际性”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显示了更大的政府主动性,2008年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激励自主创新。第四、对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是否促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进行了计量研究和案例分析。在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度量的相关研究基础上,运用我国1985-2009年的相关数据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得到了18个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美国在“特别301”条款下对我国施加的单边压力并没有显著地带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上升；但TRIPS所代表的多边压力却显著而有力地导致了我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的提高。由于TRIPS协定本身体现了美国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战略及美国国内知识产权利益集团的保护要求,因此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给中国施加的保护知识产权压力的确促进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征。中美版权摩擦与中国软件正版化过程的案例表明以BSA为首的美国利益集团一方面加剧了中美版权摩擦,但同时也和中国国内利益集团一起推动了中国软件正版化进程。最后,本文对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摩擦的未来发展态势进行了预测,认为中美之间的这一摩擦将会长期存在,并且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但这不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整体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对知识产权摩擦的战略性对策建议,并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