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郡姓首望在晋隋之际的播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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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有“侨姓”“吴姓”“山东郡姓”“关中郡姓”“虏姓”之分,“关中郡姓”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关中郡姓”概念的产生以北魏分裂东西以后所形成的政治局势及关中地区出现的政治文化现象为历史背景,但对于关中郡姓首望所包含的韦、裴、柳、薛、杨、杜六个具体家族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他们各自家族士族地位形成、家族地位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分裂动乱的晋隋之际,他们各别家族各别房支分途播迁,出仕不同的胡主政权、依违往复于南北王朝,迁徙到不同地域和参与不同政权对各自家族各别房支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爬梳关中郡姓首望在晋隋之际的发展变迁,有助于丰富对中古家族发展史的认识;分析家族迁移对家族发展的影响,既是人地关系理论、“地域--家族”相结合方法的有益实践,又可推动中古家族研究的深入和对魏晋南北朝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拓展。   “关中郡姓”不同于“关中士族”,具有特殊的内涵。“郡姓”在中古时期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一郡大姓著姓的泛称;二是与四海大姓、州姓、县姓并列的士族等级称谓;三为孝文帝定姓族后对所有入于门阀士族行列的汉人士族的总称。与“侨姓”“吴姓”“虏姓”并列的“郡姓”为第三层意思。“郡姓”分山东、关中,源于北魏分裂以后形成的东西对峙的政治局面及由此形成的关中、山东士人的畛域之见和政治分立。综合前后两种含义,“关中郡姓”的内涵在于他们不仅具有北魏孝文帝品第汉人士族时对其门阀秩序的官方认可,而且具有与北朝后期关陇集团结合的政治含义。   京兆韦氏士族地位的形成奠定于西汉时期的韦贤父子。永嘉丧乱之初,京兆韦氏家族主体大多自保不迁,仕于胡主,因缘际会流于江左的韦泓为其家族较早过江的一个个例。随着苻秦、姚秦之关中政权先后解体,京兆韦氏家族成员先后播迁,一次在苻坚政权灭亡后,一次为刘裕平关中后被刘义真裹挟南下,他们大多寓居襄阳。晚渡成员中有三个房支居南不久北归,长期居南的韦睿、韦爱房支在萧梁时期最为活跃,但在侯景之乱中遭遇重创。留居北方的京兆韦氏随着所处之地被北魏政权占领而入魏;南下又北归的房支在北魏受到礼遇,但他们行动分散,各自孤绝,分别家于彭城、河洛等地,缺乏强有力的宗族势力。北魏分裂后,他们分仕东西,北归房支因为与关中宗族疏远,悉仕东魏北齐,而别的房支大都倾向于西魏北周政权。京兆韦氏在南陈的遗嗣在隋灭陈后入关,与北地宗族合流。   河东裴氏在东汉时期发迹,魏晋时期已是四海望族。永嘉丧乱之初,其家族留居本土、西迁河西、东迁辽东、南渡江左者各有人物。播迁河西者与其在晋末的仕宦地有关;东迁辽东者既与其仕宦地有关,也与其所属政治阵营相关;作南迁努力的裴氏成员较多,但多在战乱中战死未能成行,较早南渡的仅有裴松之父祖一支,他们以经史为业,难入高门。晚渡江左的河东裴氏寓居地在寿阳,裴叔业房支在豫州军事力量逐渐强大,为江左朝廷猜疑,北投北魏;裴邃仍在淮肥之间活动,活跃于齐梁之世。北魏政权下的河东裴氏有占领河东时入魏的留北房支和自南北归的南来吴裴两大系统,南来吴裴北归后大部分家于京师洛阳一带。北魏分裂东西后,河东裴氏中以河东地方为主要活动地域和势力范围的房支,其成员多倾向于西魏北周;逐渐官僚化,缺乏地方宗族势力的房支多仕东魏北齐。南朝政权下的河东裴氏成员先后在江陵陷落和陈朝被灭后入关。   河东柳氏士族地位的形成晚至南朝刘宋时期,由东晋中叶晚渡江左的南迁房支完成。柳氏先后在胡亡氐乱后渡江,一支侨居汝、颍之间,一支寓居襄阳。柳元景自襄阳起步,依赖襄阳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以与刘宋皇子结缘为契机,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柳世隆在逐渐中央化的过程中,积极转变家族门风,使柳氏成为江左一流高门,家于建康;同时,柳氏仍十分注重培植他们在襄阳的宗族势力,作为他们在地方的重要支撑力量。北魏政权下的河东柳氏大多是南迁房支陆续北归的后裔,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不如在南房支,北魏分裂东西后,西眷柳氏大多较早投归宇文氏,其他房支悉仕东魏北齐。居南房支随着襄阳的军事战争形势先后入关,有复家河东的,也有仍留居襄阳的。   河东薛氏士族地位的最终确立在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时。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曾参与前、后秦关中政权,北魏占领河东以后,薛氏集体入魏。晋末宋初时,薛氏有房支南下,居于襄阳;薛安都房支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因叛魏失败而南迁,也寓居襄阳。薛安都在南,追随襄阳乡里柳元景频立战功,获取政治地位,但仍保持武勇豪侠的家族门风,为高门士人所不齿;“义嘉之乱”中,薛安都势力颇盛,为响应子勋力量的核心人物,刘或平乱后,安都等大部入魏,在京师平城和河东乡里皆有房宅。薛氏留北房支地方势力强大,多次起兵反乱,北魏朝廷“以薛治薛”,对其封赏颇厚;薛安都北归使薛氏家族地位获得更大提升,为其家族入列郡姓增添筹码。北魏分裂东西后,自南北归的南祖房多仕东魏北齐,原先留北房支或居华州夏阳封地,或在河东有较强的宗族势力,多倾向于西魏北周或被宇文氏积极拉拢,加入关陇集团。   弘农杨氏以东汉大姓名士入于魏晋士族。永嘉丧乱之初,杨氏家族主体大都留北,辗转佐命于不同的胡族政权,唯有杨朗渡江。东晋永和年间,杨亮随桓温南下,杨氏成为晚渡荒伧,也以襄阳为寓居之所;杨广、杨俭期在襄阳有强大的武装势力,为长江上游依凭的重要力量,但始终依违于门阀势力之间,不能独立发展,终致一姓覆灭。北魏政权下活跃的弘农杨氏疑系伪认,他们依赖“弘农杨氏”自高门第,也反过来使“弘农杨氏”这一郡望郡姓位获得提升,历久弥长,这些假冒牌逐渐成为真正宗,为隋唐时期弘农杨氏高显不坠奠定基础。   京兆杜氏同为汉魏著姓。永嘉丧乱之初,路途遥远、安土重迁、坞堡可凭、思想悬隔、政治立场相左等等因素构成杜氏家族主体南渡江左的阻力,唯有杜义渡江。同时也有西迁河西、东奔河北者,东迁河北地区的“中山杜氏”“洹水杜氏”与留居本贯的杜氏成员大都出仕当地胡族政权。杜氏晚渡江左的两个房支南迁时间皆在刘裕平关中后,而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仕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到重创,“杜氏一门覆矣”。北方杜氏先后在北魏占领河北、关中后入魏,以杜铨房支最为显名。北魏分裂后,洹水、中山两房因处河北,皆仕东魏北齐,居于关中本土的杜氏房支大部分仕于西魏北周。   韦、裴、柳、薛、杨、杜六大家族在晋隋之际各自家族地位有升有降,随时间发展不同,同一时间下不同政权内的代表房支地位也不同,这些发展变迁与他们各自家族房支的播迁紧密相连。子弟分散迁移的行为对其家族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分房分支;离开本土的家族房支迁于何地,参与不同的政权对其家族的仕途发展、社会地位以及家族门风的改变都有很大的影响;迁徙又回徙的行为削弱该房支在地方的宗族基础,对其后世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关中郡姓首望各自家族地位的维持并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其家族内部侨支和本支共同努力的结果。伪认郡望自高门第,使这一郡望郡姓地位获得提高为中古家族发展中的一个特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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