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数据要素化的实践,呼吁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数据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为释放数据价值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数据产权是指人对数据的控制和利用,并且突出强调数据所有和数据使用分离下数据相关主体间受益或者受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数据权保护存在人格权保护、财产权保护、权利束保护三种方式,尽管数据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但数据逐渐从信息的范畴中剥离,成为财产法上特定的研究对象。普遍认为,数据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同质性、瞬时性、伴生性等性质,数据的复杂性质导致对数据财产利益的保护存在数据权利保护模式和数据行为规制模式两种手段。数据产权法律保护不是“选边站”的对立问题,而是需要构建形式性与实质性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统一的规范体系。两种保护模式的固有弊端、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实质主义的融合之势、法律自创生系统的“自省合理性”精神,都要求我国重构“数据权利保护+数据行为规制”的二元协同保护模式,直击我国数据市场主体众多、利益交织、场景复杂、技术隐蔽的现实。一方面,数据权利保护模式遵循“赋权—维权”的治理路径,明确界定数据权利和数据财产利益归属,实际上是以权利规范为核心的治理。我国亟需构建“数据所有权+数据用益权”的二元财产权利结构:数据主体享有数据所有权,能够开发和利用数据以获取财产价值;数据控制者享有数据用益权,具体来看包括控制权、使用权、收益权三项权能,各权能之间相互独立,以满足数据之上复杂化、差异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数据行为规制模式重在对数据控制者处理行为的约束,实际上是以信义义务规范为核心的治理。数据控制者应当积极承担勤勉义务、数据保护义务和忠实义务,重塑数字社会“信赖”的本源价值观,维护数据市场参与主体的产权安全感。针对数据控制者掌握关键证据和具备较强风险防范能力的特点,在救济层面尝试探索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期调试数据发展利益和数据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一言以蔽之,数据产权是人类根据社会需要所创造的人造物,数据产权法律制度必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