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考察了五四运动后期学衡派的翻译活动。该派是中国五四时期翻译高潮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但因不合新文化运动主流以及对同时代和后世对该派的片面认知,使他们在翻译方面的贡献被长期遮蔽了。通过对典型文本的分析,对学衡派翻译活动的译介背景、选材、策略运用、译文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揭示出学衡派翻译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们通过翻译西学所意欲传达的理念和期望达到的目的。本文的最终目的在探求学衡派翻译活动在翻译学方面的理论价值。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阐明对学衡派翻译活动在翻译史上长期受遮蔽的原因,提出在其他学科“反思五四”的今天,学衡派的翻译活动应该引起翻译史与翻译研究领域的认识;然后对国内现有的有关学衡派研究进行了多方位的综述,并由此指出学衡派翻译研究在各类研究中的缺失,从而阐明论文的选题意义;最后对本论文研究的视角和范围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以及预期达到的写作目的。正文从宏观和微观对学衡派的翻译活动展开研究。第二章从描写翻译学的角度对学衡派的翻译活动在整个五四时期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从多元系统论的主流与边缘之间对立斗争的视角对学衡派与新文化倡导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并籍此凸显学衡派翻译活动的主要特征和内容。最后,在对学衡派翻译活动整体描述的基础上,提出多元系统论边缘系统对中心系统的制衡机制,并以学衡派为例阐明制衡机制的作用和对多元系统的产生的效果,来补充多元系统论中对边缘系统描述不充分的不足。第三、四、五章深入到《学衡》杂志发表的各类译文展开分析研究。第三章主要以赛义德的理论旅行和姚斯的接受理论为框架分析学衡派留学成员服膺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本章首先指明目前学界对白璧德在中国五四语境下的接受存在着“对话观”和“误读观”两种相向的认识.前者普遍将《学衡》杂志上发表的译文认同为白璧德的理论原型,而后者则认为学衡派以儒家思想归化了新人文主义思想,以服务于同新文化倡导者展开论战的目的。通过对白璧德思想的体系性阅读和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学衡派翻译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采取的是一种“融合”的路径。在翻译过程中,儒家思想和新人文主义思想在译者的“文化阐释”中通过义理关联得到沟通,二者相互渗透,彼此沾染了对方,结果是二者都发生了变化。在此认识基础上,本章提出理论跨文化旅行的翻译模式,以突出译者和“文化阐释”在翻译过程的作用。第四章和第五章为学衡派的文学翻译研究,各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第四章将当前热门的叙事学基本理论应用到小说译本《钮康氏家传》的研究中。通过分析原本与译本在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声音和叙事时间几个方面的异同来检验译本与原本的对应情况,从而客观地判定该个案所运用的翻译策略。在运用叙事学理论时,文章希望提请注意的是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叙事结构对比分析过程中源语叙事传统、译入语叙事传统、故事、原文叙事和译文叙事五个层面对应的复杂性。此外,在小说翻译过程中,对翻译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叙述的话语层而非故事层,因为作者是通过叙述话语来塑造人物、反映生活的,对译者而言,作者所采用的任何语言手段都是他创造性再现的对象,因而可以说故事是完全独立于作家的写作风格的,同样的故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第五章主要对《学衡》一作多译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进行研究,借助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一作多译形成背后各种操纵的因素。通过对各个译作与原作从诗歌形式到意象的分析,揭示译者在归化原文过程中传承古典诗歌文化的理念。最后,通过对异化和归化概念内涵的认识,指出学衡派归化翻译在五四异化为主流的特殊语境下所发挥的是一种阻抗功能,是学衡派彰显自我文化身份的一种行为方式。因此,阻抗性并非只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主要特征,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归化翻译同样可以具有阻抗性。最后一章为结论部分,对学衡派翻译活动这个特殊的现象进行性质判定,并提出本论文的理论意义与不足,以及该研究引反的现实思考。结论指出,学衡派的翻译活动兼具古代与现代双重性质。它的古代性在于,在白话文已确立为书面语通行全国的20年代,《学衡》上的译文同其他文章一样,依然用文言,许多译文在手法上接近严复林纾的翻译,而与现代翻译主流不符;它的现代性则在它的翻译目的与新文化倡导者一样,都是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理念构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一种尝试,其意义是依附于新文化运动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