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沅澧流域为中心,利用里耶出土的秦洞庭郡迁陵县档案、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等律令条文以及相关传世文献,从军事征服过程、政治制度推行、行政军事体系的构成、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律令条文的落实等多个角度,探讨秦统治楚国故地的具体情形,由此揭示秦地方统治的若干特征。全文分四个章节。第一章讨论秦国征服故楚江南地（包括沅澧流域）的历史过程,认为秦国对该区域的征服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277年秦昭王派遣蜀守张若以巴蜀为凭依南伐楚江南,这是第一阶段;公元前276年秦楚两国形成了沿江对峙的局面,此一阶段长达50年之久;第三阶段是秦王政以南郡为凭依攻伐楚江南时期。到公元前222年,随着楚国淮水流域核心区的陷落,沅澧流域亦渐次被秦国征服。第二章讨论秦郡县制度在沅澧流域推行的状况,研究发现洞庭郡除了置有守、尉、监之外,还有设置了若干军事佐官,如洞庭司马、洞庭发弩、洞庭候、洞庭卒长等,其中洞庭发弩、洞庭候等武官可以佐官的身份代行郡守事,辅助洞庭守统治属县。洞庭郡尉早期叫做“洞庭邦尉”,改称可能体现了秦试图整合六国故地官僚名称的意图。洞庭尉辖有洞庭除道尉,此官负责开辟道路为洞庭郡筹备粮草。秦洞庭郡监御史可以查考推究洞庭属县的司法案件,又是天子近臣,可入言奏事,与武帝所置刺史的性质有相似之处。洞庭郡守、尉、监皆以临沅为治所。秦在沅澧流域置有十六个属县,与《汉书·地理志》武陵郡相比,秦洞庭郡属县多出四个,分别是门浅、上衍、沅阳、蓬县。门浅和上衍皆在沅水下游常德市附近,这两个秦县或为保卫洞庭郡治所临沅县而设置,具有军事防御功能。沅澧流域少数民族降服于秦之后,秦设置了属邦候和属邦候丞统辖他们,领有兵卒,目的是以军事威胁的方式镇压蛮夷,政治上仍从其故俗治。第三章是秦统治迁陵县的个案考察,研究发现迁陵县官僚体系可分为行政和军事两个层面,其中行政体系由长吏、属吏、官啬夫、官佐、学佴等构成,长吏包括迁陵守令、丞,属吏中以令史最重要,在司法事务中拥有话语权,又分曹执掌一方行政事务。官啬夫有十人,分别是库、厩、少内、畜官、仓、司空、田官、都乡、贰春乡、启陵乡。官佐辅佐官啬夫处理官署事务。学佴负责培养和管理迁陵县预备官员。迁陵县的军事控制体系由县尉、校长、士吏等官构成,其中县尉总领迁陵县界内军事事务,校长率兵卒屯驻迁陵亭鄣,士吏与校长共同听候县尉调配。迁陵县界内有军事武官司马驻守,统领兵卒,配合迁陵县的军事行动。迁陵县的守备力量由名目众多的戍卒构成,包括更戍、屯戍、罚戍、吏以卒戍、谪戍、冗募戍卒、居赀赎债戍者等,这些戍卒皆由外郡人构成。迁陵县还设置“求盗”这种役使,由纳入乡里统治的黔首承担,是追索盗寇的后备力量,显示了迁陵县动荡不安的统治环境。迁陵都乡黔首较之贰春、启陵乡要承担更广泛的役使,比如都邮人、启陵津船人等,似乎迁陵县只能稳定控制县城内的都乡黔首。第四章从两个角度探讨秦对沅澧流域的统治,分别是秦对沅澧流域的资源需求及其落实方式、秦官员落实荆新地特殊律令的情况。研究发现秦对迁陵地区有多种资源需求,包括羽、鸟、爰（猿）、菌等,迁陵县主要依靠本县徒隶获取这些资源。秦还通过直接设置官署机构（铁官）的办法掌控蓬县的铁资源,又在临沅县设立献官专门负责进献事务,这些官署需要依靠洞庭郡属县的配合才能完成工作。秦为了调动荆新地新黔首的积极性平定动乱,制定了“儋乏不斗者斩”的律令,但攸县官员、南郡卒史等各层级的官员皆不能切实执行这条令文,不仅未能调动新黔首战斗积极性,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识到秦对沅澧流域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军事管控色彩,秦洞庭郡需要仰赖外郡县（以南郡、巴郡、蜀郡为主）守备力量的补给才能维系该区域的郡县统治体系,这种统治模式使得秦维系沅澧流域郡县统治的成本高昂,一旦供给区陷入混乱,秦对沅澧流域的统治也会迅速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