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被喻为是一个内含资本、技术、制度、管理和项目的“打包型”的“复合产品”，对发展中东道国而言，FDI不仅能引起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且还能通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转移、以及增进东道国人力资本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永久性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已从理论做出了诠释。 中国在经济开放之初，就开始了渐进性的吸收和利用FDI，在1992年后，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空间，在2003年，中国吸引的FDI超过500亿美元，中国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吸引FDI最多的东道国。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被国内外学者所证实。但由于经济开放的渐进性、政府对投资区域控制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进入中国的FDI约85％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FDI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加深了中国区域经济的“二元特征”。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国家开放中西部地区政策指引，FDI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约有10％的FDI进入中部地区，因此系统分析FDI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效果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中部九省地区为样本，系统地分析了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从投资的角度分析了FDI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FDI在中部地区区位选择的因素。本文沿着“FDI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区位选择”的思路展开对中部地区FDI的系统研究，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FDI对中部地区经济是否具有促进作用?(2)如果FDI能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FDI将通过何种机制促进经济增长?(3)如果FDI能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如何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FDI?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第1章是本文的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第2章选择性地梳理了有关FDI理论和实证的国内外文献。钱纳里(Chenery)和斯特劳特(Strout)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必要性和理论动因，此后发展的“三缺口”模型、“四缺口”模型从理论上阐述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外资弥补技术、税收和生产要素等缺口的重要性。此后在Barro&Sala-i-Martin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决了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检验的难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FDI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对FDI促进经济增长所做的跨国研究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其原因在于样本池的选择，更层出的原因在于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条件各异、以及FDI产业结构的影响。相对而言，国内在FDI促进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方面的实证结论比较接近，但在FDI的溢出效应则分歧较大。 第3章实证检验了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Borensztein，Gregorio，&Lee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FDI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Borensztein，Gregorio，&Lee并以69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证实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其实证研究也认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Borensztein，Gregorio，&Lee已经成为目前FDI实证研究的主流模型，本文在此模型基础上检验了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经广义最小二乘法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FDI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然后实证检验了FDI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消费、进出口、税收、就业具有促进作用。 第4章着重从投资的角度分析FDI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Agosin&Mayer提出的实证模型，以中部九省面板数据为样本，得出了“FDI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的结论。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着投资效率(IOCR)下降的难题，投资效率下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本文以索洛残值法估计了中部地区的投资效率，发现中部地区也面临着投资效率下降的局面，但本文随后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在挤入中部地区国内投资的同时，对投资效率具有改善作用。FDI改善中部地区投资效率的途径是提高了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以用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度量的FDI，其对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5章以中部九省为样本检验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并与东部地区样本做了比较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认为影响FDI在中部地区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前期FDI、GDP、国有工业企业产值与全部工业企业产值比值、公路密度和平均工资，其中前四者与FDI正相关，而平均工资与FDI负相关，可见地区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是吸引FDI进入的重要因素，本文的实证还得出了“国有工业企业产值与全部工业企业产值比值与FDI正相关”的结论。本文将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1994～1998、1999～2003年两个时间段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有较大的差异。 第6章则在前文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部地区吸收和利用FDI的政策建议。中部地区在吸收和利用FDI上有其优势和劣势。前者如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后者体现为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市场经济体制欠完善等，中部地区应该在借鉴东部地区经济的基础上，探索和实践吸收利用FDI的经验。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调整和完善利用外资的有关政策法规；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努力营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中部各省产业竞争力；积极吸引外资参与中部各省国有企业的改组和改造；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提高中部各省大型企业的竞争力；在继续利用传统方式引资的同时，积极采用新的引资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招商引资机制，提高引资效率；加强FDI的宏观管理，确保FDI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与国内已有的研究相比较，本文对FDI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做了系统实证研究，本文的创新如下： 第一，本文首次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了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影响FDI进入的因素做了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中部地区吸收和利用FDI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第二，实证检验了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研究证实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FDI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用面板数据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FDI对中部地区经济具有促进作用，FDI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此外，还证实了FDI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消费、进出口、税收、就业的促进作用。 第三，从投资的角度分析FDI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证实FDI对中部地区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而且FDI还能改善中部地区投资效率。投资效率下降是近年来中部地区乃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的实证结论对于中部地区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第四，以中部九省为样本检验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并与东部地区样本做了比较分析。本研究认为影响FDI在中部地区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前期FDI、GDP、国有工业企业产值与全部工业企业产值比值、公路密度和平均工资，其中前四者与FDI正相关，而平均工资与FDI负相关，可见地区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是吸引FDI进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