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者是否应该将节税收益投资于正净现值项目中,以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或是将其转移到在职消费,租金提取,并破坏价值的项目上?我们通过研究避税对当前和未来盈利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来间接调查这个问题。与避税的负面影响(例如抽租)相一致,我们平均地记录了当前盈利能力的主要计量指标:利润率,资产利用率和经营负债杠杆率。这些指标导致了避税程度高的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低于避税程度低的企业。此外,利润率下降的负面影响比资产利用效率和经营负债杠杆率低下带来的影响更强劲持久。这些结果同样存在于减轻或加剧租金收取的各种环境中,例如外国业务的存在、管理结构以及行业领导地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 2011-2016年6年的经验数据,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盈利能力和未来盈利能力及其组成部分和公司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对于进一步理解上市公司避税行为问题,研究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效果有一定的帮助。本文同时研究了避税程度是否会有助于增加当前盈利能力和未来盈利能力之间的关联。本文使用杜邦框架来确定盈利能力,分析未来盈利能力的驱动因素,即避税是否能够对当前和未来盈利能力之间的关联产生有利影响并最终验证假设。我们发现避税程度高的企业与避税程度低的企业相比,当前和未来收益之间的关联性较低;高避税程度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较低,主要是由于营业利润率下降以及利润率较低导致。本文通过综合分析避税程度对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对避税行为影响公司价值的基本机制给予另一个角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