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最初是指宋儒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形态，此种经学形态的学术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进一步拓展到词章、治道、身心之学等各个学术思想领域，同时又延续至元明清时期。所以，“宋学”既指宋代的断代学术，亦指一种跨朝代的学术范式与学术形态。自船山没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与宋学的关联问题争讼已久，诸多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均有其合理与可取之处。然细考之，已有之论或为宋以来道统框架所限定，或为现代学科分类壁垒所制约，亦有其未尽之处：多局限于对船山与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内圣之道关联之探讨，缺乏对船山与内圣一脉的外王取向，以及船山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关联的考察。如此，无法客观地呈现宋学的整体面貌与发展理路，也未能全面地厘清船山思想渊源及学术旨趣。
　　宋学中诸儒，为其所处时代所囿，多有对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内向工夫与外向工夫的偏执：朱子之前，治道、词章等以外王为主旨的学派藉外摄内，以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藉外荣内，二者呈互斥之势；朱子以后，在身心学派内部，亦有工夫论方法层面，理学偏向于内，心学反之偏向于外的论争。
　　如若说朱子是宋学中，以内圣为主旨学派的承上启下者，与以外王为主旨学派的终结者。那么，船山则处在二者的内外之间。船山有“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之语，朱子“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其以《四书》为主要典据，完善了以身心学派为尊的道统谱系，对治道中蕴含着强烈经世情怀的治道以及词章学一派，排斥较为强烈。在朱子之后，身心之学愈发纯粹，朝着更加内化的方向开展。有别于朱子，船山在赞许身心性理之学建构，重新赋予了儒学以生命与温度的基础上，为《六经》重开生面，再次探求以外王为主旨学派之意义，并给予其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具体而言，在方法上，船山变“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为“好而知恶，恶而知美”，在对宋学外王之道的融摄，对宋学内圣之道调适的基础上，藉内外交养之道，合宋学诸儒之优长为一，以至于和美之境。散为万殊的一贯之理，可“统其分以会其合”，以成其全。偏执并非绝对的朝向，以外王为主旨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有对内圣之道的追求，而以内圣为主旨道学家亦有对外王之道的向往。政治家、文学家对待权势的态度，往往异于道学家，此二派对“道”内涵的解读，于“治”径路的主张，依然格格不入，如荆公得志之时，流于权谋术数，以道附势；苏东坡早年为求功名，以文媚势；朱子反之，欲格君心之非，对“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深恶痛绝，而以道抗势。因此，如何纾解宋学诸儒在政治实践中，所面临道统与治统无法调和之张力，以达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局面，也是船山不得不回应的历史以及时代课题。
　　次而，在方向层面，船山在辨正词章、治道、佛老学说之驳杂的基础上，“反动”朱子，上契孔子，断横渠之学为正学。船山在不同的论著中，多次将矛头指向词章、治道，以及“付之释老”的身心学派。于船山而言，宋学中词章、治道外王一脉却有治少道，而流于佛老内圣一脉的身心学派，有道少治。船山首先批判了象山、姚江、王畿、李贽之学，此数人援告子、释氏以为儒，皆以心为宗，认人心为道心，瞥然乘机、一念缘起。次而，船山在肯定朱子“以格物为始教”之后，指出朱子在工夫论方向上与陆王相同，皆为内敛的复性模式。朱子之后，治道及词章之学日益衰落。此后，绵延数百年的朱陆之争，一虚一盈而莫之有定，船山认为其根源在于横渠学说之湮没，若使横渠之学晓然大明，则可破朱陆正邪相竞、互为畸胜之局面。横渠之学以《礼》为堂，以《易》为室，在此基础上，船山判横渠而非朱陆之说为“正学”，有其本体论之权衡，更有其工夫论之考量。横渠所彰明的成性工夫论模式，既蕴藏着治道、词章学说中日新不已的经世情怀，亦有程朱陆王学说中的终极关怀，与孔子内外和合之道相契合。
　　船山对宋学中内圣、外王两派之学说，均有批判与涵化。其虽以横渠为正学，但对横渠学说中的未尽之处，也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横渠为学，以“思”为宗，缺乏治道、词章一派，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对《六经》及汉唐儒学中，礼法、治术的承继与体贴；而且横渠工夫论之方法，亦有其不足，而此正为内圣为主旨的身心学派之所长。
　　船山对宋学中诸儒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均有所体贴：“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船山是否能够做到，调适、融摄宋学内外之道，依据且超越时代，上契孔子之本义，使得其学说无有偏执，从而具有恒常之意涵，尚无从而知。可以看到的是，自清末《船山遗书》重现于世，船山学在百余年的社会变革及重建中，都发挥了其应有的效用。历经三千年无有之变局以后的我们，回头审视船山之学说，会发现其亦有未尽之处，如刻意揭露礼法的不稳定性，对陆王心学的过分苛责等等。以今之视角评议古人，孰是孰非，可能亦无有定论。但我们应当知晓，同情与理解永远值得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