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和流媒体技术的发展,广播早已参与到网络环境中。然而我国广播权制度直接源于《伯尔尼公约》的法律文本,未能及时跟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以下简称WCT)的规定扩展为网络环境下的综合广播权,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加之在法律适用中,研究者与裁判者受传统的“无线广播”思维影响,多采取机械的法律解释规则,对于新兴的网络传播行为(包括初始有线网播、网络实时转播以及限时回看等行为)能否纳入广播权的调整范畴一直争论不休,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认定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到“其他权利”中等不同的做法,使广播权制度的功能难以完全发挥。究其根本,司法实践中出现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家过度关注广播行为的技术特征而忽略其行为特征,导致对广播权的实质内涵理解不足。因此分析广播权的实质内涵,将其行为特征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中,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好方式。广播有传输信号在传播介质中保留的时间短、仅在传输实施者所决定的时间内传播以及他人不能自主选择时间和地点来获取内容等特点,综合这些特点可以明晰广播权的范畴,区分其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其他权利”的界限,从而能在法律实践中更好的规制这些传播行为并且不曲解立法原意。虽然我国《著作权法》修订在即,初始有线(网络)广播等行为不能被广播权调整的立法空白会被弥补,但分析广播权的实质含义、区分与其他传播权尤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限依旧是法律实践中不可避免的讨论点。此外,目前司法实践中关于广播权认定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值得吸取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