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与繁荣、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见证了人类从散居村落到八街九陌的历程。此外,城市极强的空间凝聚能力,将资源、产业、人口聚集到周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全球目光。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治理体系的一体化也步入了快车道。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各自为政的人口治理不再适用于城市群,“积极竞争,消极合作”的人口治理状况愈发突出。因此,针对传统单一城市具有竞争特点的人口治理,在城市群协同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寻找合作的共同点,进而以共同价值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形成合理的人口治理格局,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口与产业的集聚相辅相成,一道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并促进了城市群的形成。以空间集聚的视角进行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分布状况遵循“位序——规模”法则,即在空间集聚的推动力和拉动力共同作用下,城市群体系内形成了超大型城市和收缩型城市的规模差异。在两类城市内部,超大型城市人口复杂化和收缩型城市人口空心化的内在问题,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争夺优势产业,不仅干预了人口集聚的过程,也显现出“积极竞争,消极合作”的态势。此时,由于行政区划下的管理分割、经济区域内的资源错配、地方政府的绩效压力等因素,城市群内人口治理的协同面临困境。随着内部问题的外延,人口治理的政策背离了为生命发展提供保障的价值目标,城市群的协作治理也走向失效。由此,本文分别选取日本东京都市圈、日本北九州市、伦敦与巴黎城市群的案例,从两个方面进行横向的比较与借鉴。一是解决规模差异下超大型城市和收缩型城市人口治理的内部问题,二是寻求长三角城市群内有效的人口治理协同模式。借助全球范围内超大型城市、收缩型城市和跨区域城市群在人口治理方式、过程和协同模式方面的经验,对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治理的相应短板进行补充。基于上述研究与分析,本文认为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治理的协同,应以保障治理资源和公共服务功能的跨区域认同为实现方式,其具备三方面的导向。首先,以多方参与为导向。通过规范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的准入,避免行政力量对人口治理的过多干预,也阻断了经济绩效的压力传导为竞争性政策。其次,区域协同方面,以高层次协同为导向。通过产业链的协作,整合各地经济效益目标,以公共服务的功能合作实现人口治理的价值。最后,在实践应用方面,以技术赋能为导向。在人口治理的实现方式上,吸纳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赋予人口治理更多能效,提升人口治理中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治理新格局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