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展现清代在开发与治理湘黔苗疆时,清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将苗疆纳入直接统治之中,又利用大量进入苗疆的汉民与苗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在文化上影响苗民,进而使其认同中原文化并成为“编户齐民”。在清朝所施治苗措施与苗疆内在秩序发生碰撞并引起冲突之后,又因苗疆的特殊性不得不采取“隔离”措施,分化苗与汉,单独实施治苗之策。在这个过程中,汉与苗（生苗、熟苗）各自的应对行为,对今日湘黔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族群关系有着深远影响。文章主要在湘黔苗疆族群互动中将清廷由上而下治理苗疆和苗疆社会渐进式的变迁相联系,同时将苗疆中的苗、汉与官员多方互动联系起来,尝试运用动态的视角观察一个比较全面的苗疆社会中的族群互动情况。绪论以外,该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对苗地称谓由“生界”到“苗界”再到“苗疆”这一概念的变化进行追溯,并对宋至明苗界社会结构及族群分类情况作出介绍。第二章着重介绍清前期对苗疆的开发与治理,从继承明朝控御苗疆的方式到清朝主动开辟苗疆,并进行改土归流这一较大的行动,继而讨论在“苗疆”行政上趋于中原地区的状态下,清廷是如何处理苗汉之间的族群关系的。在此基础之上,苗地不同阶层对清廷的态度,能反应出清政策在苗疆推行的情况以及苗民内部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进入苗疆,亦给苗疆带来一些身份标签,这些标签对苗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三章主要讨论清廷武力开辟苗疆和改土归流之后,苗疆社会被打开,汉民激增,王朝虽在苗疆设厅置县、编户入籍,实行以汉治苗之策,但一方面因其社会的独特性,汉法难入苗寨;另一方面清廷皇帝权衡苗汉接触情况之后,开始考虑将民与苗隔离治理,维持一种“民安民、苗安苗”的状态。与此同时,苗疆社会中的“汉奸”开始被为政者广泛关注,并根据汉奸在苗疆的行为逐渐将其定性为苗疆作乱者。作者认为,土司、苗民对汉奸的态度固然重要,清廷意在肃清汉奸时是否有意将汉奸作为苗乱的“替罪羊”,也是窥探清廷治理苗疆、协调族群关系的重要窗口。第四章讨论苗汉文化碰撞之下,苗疆一方面不断适应清廷强加的王朝政策,一方面在与移民的接触下,族际互动在加强,社会文化所受的影响也愈来愈深。但鉴于苗疆独特的社会环境,在一部分苗广受汉文化影响,主动适应汉文化的同时,亦有苗人因不接受汉文化或居住环境的影响,导致逐渐逃离被移民侵扰的土地,愈加深入山林,继续“生苗”的生存状态。同时,在文献记载中,也不乏有客民因受苗文化影响,逐渐“变汉为苗”,但对于苗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否可以简单的将此称作“汉化”或“苗化”,是本节讨论的要点。第五章主要讨论在苗汉文化接触的同时,“苗疆”这个地理范围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范围变化的同时,它的文化中心也在不断地流动着,而随着苗汉接触,此时的“苗疆”是否还具有边缘性?作者试图以今日的苗文化中心地松桃苗族自治县作为代表,通过当地的人口比例、民众山上山下之分来呈现王朝治苗措施对苗民社会的深远影响,并以今日苗汉相处情况反思强势政策与自然文化交融下,不同的方式对苗汉关系产生的影响。结语部分主要是通过总结王朝治理苗疆与苗疆社会自我发展的碰撞情况,对苗疆社会国家化过程中的族群互动与文化交往情况以及对今日苗地族群关系的影响做出总结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