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女性作家以群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继明末清初的名妓之后,至乾嘉道时期,女性创作迎来了又一个高潮。乾、嘉、道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印刷业、出版业的扩大,以及社会风尚的变化,江南社会出现了一批热衷于“博学与广识”的闺阁才嫒,既富才学,又重修养。本文通过考察清代才媛的三大闺阁活动——刺绣、书写和凭栏,阐释才媛的种种状态,探究活动于当时社会、于才嫒自身的不同意义,进而探讨闺阁中才媛“悦人悦己”的智慧。乾、嘉、道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江南的地域文化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闺秀才媛,并推动了才媛的继续发展、自我升华与回报社会。作为中上层女性的必备技艺之一,刺绣活动承载着“德、言、容、功”的理想人格,更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呈现。传统社会借助“女红”赋予女性的期望,以“刺绣”为载体,传达出各种诉求,静安、女性、高雅、德行、持家有方等。清中叶才媛的刺绣表现为“慵绣”与“悦绣”两种姿态,此时刺绣成了一种表达,是才媛们传达心声、诉说衷情、修炼心智的载体。依托“刺绣”,才媛还进行着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交往,体现为“相伴而绣”和“以绣相赠”。清中叶的才嫒借助彤管,为自己勾勒起一片读写世界。以“书”为依托,她们临帖、阅读、创作,然后融入、思考、表达、迎合。以“才识”为载体,清代社会对才嫒有着各种诉求,妇德至上、女不为文或是知书达礼、才德兼备。清中叶才媛经历一番进守的挣扎,将其巧妙消融,既修得了自身的素质,又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社会的需求。经历了从“难己”到“悦己、释己”的“内”的修炼,养成了既愉悦自己又适合社会的品性。并对社会,做出恰当的回应——持家、守礼、交往。男性常用危楼、栏杆来规训女性,对清中叶的才嫒而言,栏杆却成了闺阁空间的外延,“凭栏”更多的成了才媛自己的活动,在“游思”中惠己悦己。清中叶的才媛们以“绣”、“读”、“思”为主题,贯穿了女红、才学和情思,并渗透着无形的“德”。在社会期望与自我思想的冲突之中,清中叶的才媛们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虽在社会规范的束缚之下,但闺中内我的修炼,使其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