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是以探讨电影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为侧重点的一种批评方法体系。它从电影再现现实世界这一观念出发,对诸种电影现象进行多维的而非单一的透视和阐释,往往可以揭示出大量隐于影片背后的思想、精神诸方面信息,因而具有相对较大的阐释合理性。同时,也正由于它与人类现实世界的密合链结,社会历史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误读、扭曲和销蚀之中,这给它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批评生命力的干涸和衰竭。　　 社会历史批评在西方理论界和批评界有着较为完备的研究。从丹纳的“环境”、“种族”、“时代”三要素形成的批评体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确立,再到现代诸种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衍生,社会历史批评在不断的拓展与掘进。在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社会历史批评历经了三个时期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首先是“异化”时期。由于电影批评界早期偏重甚至是偏执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的观点”而对“美学的观点”置若罔闻,以至于它在特殊的时期变得面目全非。其次是回归“本体”时期。社会历史批评重拾“美学的观点”,回归了“美学-历史”批评的本质属性。再者是向文化学拓展时期。文化因素的渗入,使社会历史批评超越了阶级和时代的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更大的自由。　　 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社会历史批评既有过卓越的贡献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社会历史批评不仅是电影创作实践的“助推器”和“督导者”,也是民族存亡的“鼓手”和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为我国革命事业和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附加在社会历史批评之上超额的政治职责和社会功能使它长时期扮演着不恰当的角色。这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也使社会历史批评偏离了正常的航道,最终陷入狭窄的领域而无力自拔。新时期以来,社会历史批评在多元的电影格局中所经受的挑战和冲击,引起它自身的理论调整和变化。多方位、多角度的开放使社会历史批评获得了新的活力。社会历史批评与其它批评模式在中国电影批评界共生共存,多元发展。　　 新世纪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电影创作与批评自身观念的滞后,中国电影创作和批评出现了不良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电影创作中“有分量的现实大片”的欠缺。中国电影创作在商业导向和消费逻辑的支配下,盲目追求商业利润,在票房指数上升的同时潜隐着种种危机。另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历史批评精神的丧失。批评家责任感和独立品格的丧失,批评疏离美学精神和丧失批判精神,使电影批评陷入混乱与萎靡之中。电影创作与批评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鉴于此,社会历史批评应该引导电影创作正视并汲取好莱坞经典影片中关注现实、彰显民族精神的经验,在切入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立足于民族本土“现实”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同时,社会历史批评只有在指引电影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才能获得理论的增长点和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