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县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三子。因出生子官宦世家，门第显赫，入仕较早。居甘肃布政使任上，因“勤王”有功，慈禧太后为之感激涕零，继而加官晋爵，历擢陕西、山西巡抚及四川、两广、云贵总督等职，成为晚清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学界将其视为近代中国关键人物，进行中的跨世纪重大社科研究项目——清史编修工程将其列为重点攻关对象。在广西地方史和壮族史研究中，学人于岑毓英情有独钟，对影响大大超过乃父的岑春煊却吝于笔墨。本文试从岑春煊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角度切入研究，探讨辛亥革命前后岑春煊与革命关系的渐进转变过程及渊源，并将其对辛亥革命的功过进行适如其分的评骘。　　辛亥革命前，岑春煊先是从政坛上的初生毛犊晋升成了庚子勤王的积极战将，尔后，又因复杂的利益纠葛，沦为了清王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言而喻，他曾有过积极的改良救世情怀，但由于跌宕起伏的仕途经历，他与清朝廷愈走愈远。恩荫入仕的自身经历和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使得年轻意气的岑春煊早年一度投身甲午中日战争。甲午战败后，他又转而投身戊戌变法，不料变法未成反被贬谪甘肃。在甘肃任上，八国列强联手侵华，岑春煊义无反顾地入京“勤王”，终挽两宫于危难间，立不世之功。好景不长，丁未政潮中，岑春煊因袁世凯陷害，被朝廷开缺调理，自此翻新了对清廷的认识。在紧随其后的四川保路运动中，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又再次给了他深深地震撼，然而，岑春煊仅是违抗了朝廷的镇压谕令，并未转而与革命派建立联系，更没有萌生积极的革命意识，在辛亥烈火燃于鄂省的时代背景下，岑春煊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围绕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二次革命的发生开始逐渐变化。武昌起义时，岑春煊正适寓居武汉，却未投身其中，他秉持的不参与、不镇压的革命态度，可以判定这一时期，他没有直接参与辛亥革命。而当中华民国成立后，其以隐退“忠臣”的犀利眼光察览时局，继之和着时代节拍，疏劝清帝退位、顺应共和，虽未参与辛亥革命，但他对革命的胜利果实是认可的。辛亥革命成果既被袁世凯窃取，物议沸腾，岑春煊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联合革命志士转变成了革命果实的坚定捍卫者。1913年7月“赣宁之役”猝发，岑春煊决计联合长江四都督举兵讨袁，通电指摘袁贼“狙杀勋良，私假外资，以充财贿”，号召各省志士群起而诛之。肩负重托，岑春煊出任各省讨袁军大元帅，披挂上阵，并协同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制定“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庞大计划。然时运不济，“二次革命”终以败衄收场。　　癸丑败辕裂犁，袁氏愈发嚣张，妄图称帝。目睹国势危亡，岑春煊展开了以“护国”为主题的保护辛亥革命果实的行动。先是孑然东渡扶桑，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筹集资金、枪械等，并速携回国，俾资应付孔急。及至云贵起事后，岑春煊又致书桂系鼻祖陆荣廷等人，劝其拥立护国阵营，扩大反袁统一战线。为求消弭国难，岑春煊于1916年5月亲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着手整顿军事，火速北伐。其都司令就职宣言怒责“袁世凯岂能篡满清三百年之业？辛亥则既篡矣，又岂能叛民国四万万人之国？”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诵之催人奋进。而后为统一滇、贵、粤、桂四省步调，岑春煊历任肇庆军务院副抚军长，率南方革命志士歃血讨袁，其讨袁意念之坚定，非常人所能企及。闻袁氏死耗，平素不沾辛辣的岑春煊击掌大呼，以茶代酒，酣畅痛饮，额首相庆。他的这些护国动作对辛亥革命果实的捍卫无疑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是他与辛亥革命关系的升华。　　从革命态度的转变观之，岑春煊的转变兼具前瞻性与传统性;从讨袁行动窥之，这是革命性与私利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革命意志视之，坚定性与妥协性并存。综观岑氏一生，辛亥革命实为分水岭:此前他以封疆大吏身份效忠朝廷，勤勤恳恳，为维护气息奄奄的封建政权奔走呼号;此后他拖着沉重的封建尾巴倾向革命，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以坚强的决心领导革命。以是言之，岑春煊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即:辛亥革命初期，他没有参与革命，而随着袁世凯对革命果实的窃取，他挺身捍卫了辛亥革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