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转型30多年的制度背景下,政府逐渐退出市场,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断壮大,但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受到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等制度缺陷的制约。为了缓解制度缺陷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民营企业纷纷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得特权、优惠,促进自身发展。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确实具有“扶持效应”:政治关联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的替代减少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发展阻碍,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融资优惠等,但同时,政治关联也是一种政府干预的手段,给民营企业带来“干预效应”: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政府干预、承受政策性负担、引发过度投资等,这些将影响企业的长期效益。民营企业在政治关联的建立、维持和发展上往往伴随着寻租活动的发生,并带来寻租性腐败。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是指通过贿赂、游说等方式获得超额利润,该寻租活动中往往会形成寻租性腐败。寻租性腐败作为一种以权谋私的腐败,会扭转社会的资源配置,降低经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学术界上关于寻租性腐败的防控主要从宏观、法律和政治角度进行,比如:改善现有经济制度、减少或优化政府对市场的经济干预、加强惩罚机制以提高寻租性腐败的机会成本等。但是,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全员参与、致力于企业健康发展的控制制度,鲜少有学者研究其对寻租性腐败的影响作用。笔者认为,企业作为大部分政府寻租性腐败的行贿者,通过内部控制对其的行为规范控制极大有利于对寻租性腐败的防控。本文以2010年—2014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将政治关联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以此分别研究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于政治关联、寻租性腐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一方面,政治关联的建立将增加寻租性腐败的发生,而且政治关联的层级越高,寻租性腐败越多。其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建立以及强度大小与寻租性腐败成明显正相关关系,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存在对寻租性腐败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由于企业高管在建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时的寻租机会较少,并且后续维护成本较低,但随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强度的提高,其对寻租性腐败的影响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抑制政治关联对寻租性腐败的正向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内部控制的强化可以明显减少建立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或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所引起的寻租性腐败。本文将内部控制、政治关联与寻租性腐败相互联系,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寻租性腐败的影响,内部控制对两者的调节作用,肯定了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性。文章不仅开阔了对腐败行为的防控道路,肯定了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性,也丰富了对内部控制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