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去国家化”和“国家回归”的争辩中,能促型发展以强调国家“如何回归”而成为疏通这一争辩的出口。在能促型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经由国家权力的转化与传导而激发出社会网络的再生产与社会参与的扩散,成为建构国家能力的支撑性结构。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互助性合作组织快速发展。在不断放开合作组织发展空间的同时,国家也在加大对合作组织的支持与规范。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政府开始系统地通过政策支持、行政推动、规范管理和引导服务等方式增强合作组织的内在发展活力。这种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化与传导的过程就是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路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背景下,明确合作组织能促型发展的动力、运作机制及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极具实践意义。而且,合作组织因其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双重特征而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空间的最大化边界,对于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亦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路径因循怎样的逻辑产生,依据怎样的机理运作?其结果如何?论文以国家权力与合作组织功能发展的不同联结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对合作组织能促型发展路径的动力、运作机制以及治理效果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案例分析法,以访谈与深度观察所获得的四个合作组织个案作为分析的基础。这四个个案分布在合作组织发展的不同领域,发展阶段、成立方式各不相同,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能够保证论文对案例多样性分析的要求。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先是通过国家回归理论中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梳理,将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界定为一种国家的“嵌入自主性”;然后通过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路径变迁分析,将政府规制和合作组织功能的发挥作为对应于国家嵌入自主性的分析指标。在此基础上,以国家规制的激励程度与合作组织功能的市场化程度建构本文分析的理论框架,形成四种不同的能促型发展类型,即发展型能促、孵化型能促、自主型能促和欠发展型能促。为观察不同能促类型中国家与社会关联程度对地方治理的影响,本文分别以K种植合作社、Z农机合作社、S病虫害防治协会、X资金互助合作社为案例展开具体研究。最后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地方治理的多样性进行价值判断,并通过对四种能促型发展类型的比较,提出优化合作组织能促型发展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合作组织的能促型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国家与合作组织的有机联结带来国家治理能力的变革。由于国家规制与合作组织功能表现的差异,四种不同类型的能促型发展形成了地方治理的多元化格局:在发展型能促中,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与偏好,以高度资源激励将合作组织转化为地方利益与发展逻辑,治理效果较为有限;在孵化型能促中,地方政府通过为合作组织提供高度激励,以支持和引导合作组织的多元化功能发展,从而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治理伙伴;在自主型能促中,地方政府将合作组织视作成熟市场发展的构成要素进行严格规控,合作组织需要依据自己的资源优势自主提升专业发展能力和行动空间,最终成为地方治理中积极参与的主体;在欠发展型能促中,地方政府严厉的约束湮没了合作组织的自主发展空间,只能在行政安排的空间中发挥有限的社会功能。为实现合作组织能促型发展的优化,发展型能促需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并整合使用多元化的规制工具;孵化型能促需要拓展孵化方式,并实现地方政府从孵化者到监管者、合作伙伴的角色转化;自主型能促既要关注社会环境的培育,也要建构制度化的社会参与机制;欠发展型能促应该通过放松市场规制和培育农民权益意识等方式提升其治理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