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不确定性和专家决策模式引发社会问题的本质原因是新兴技术政策决策前主体间互动不充分,许多国家政府与学者为了解决该问题在新兴技术政策决策前引入多主体价值,以及开展多主体互动的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实践。但如何在系统的理论分析之上,提炼这种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成功经验或治理特征,为解决中国新兴技术政策决策前主体间互动不充分的问题提供本土化实践的前期理论依据,是非常关键与重要的。因此,抓住这一核心问题对促进中国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新兴技术政策决策极为重要。首先,在对新兴技术治理中多主体价值前置等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与系统分析方法,创新性地建构了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与主体间互动的概念模型及分析框架。从新兴技术社会控制的角度,对于新兴技术应用引发的社会风险可以通过新兴技术治理引入价值前置以及新兴技术政策决策前展开主体间互动加以管理。借鉴价值敏感设计和公共价值理论,发现新兴技术治理需要在新兴技术研发试验、生产加工、经营环节政策决策前引入价值前置,并提出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需要满足权力分配、有原则参与、参与影响政策程度三个要素的要求;借鉴负责任创新框架和参与式治理,发现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三个要素与主体间互动存在相互关系。由此,建构了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与主体间互动的概念模型及分析框架,弥补与完善了新兴技术治理理论关于新兴技术政策决策前主体间互动的制度体系。其次,依据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与主体间互动的概念模型及分析框架,运用案例研究、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政策网络分析方法,通过研究中国情境转基因技术治理与多元情境多类型新兴技术治理的案例,辨识出12个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点。研究论证了中国情境与多元情境中都存在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与主体间互动的关系,并发现中国情境下价值前置型转基因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点在多元情境多新兴技术治理中具有一定的普遍程度与特殊性。表现为中国情境关键点在多元情境多类型新兴技术中得到了验证,即科学技术委员会机制、独立的第三方评价、公众参与深度、信息传递与获取的位阶一致、公众设定问题、新兴技术公众参与法律法规;表现为中国情境关键点在多元情境多新兴技术中得到了完善,即多元主体协同决策机制、独立的专业机构、政府决策信息公开阶段、否决权;表现为中国情境关键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官方媒体宣传、多元主体讨论结果或公众参与结果纳入既定的政策议程。经过验证与完善的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点弥补了目前关于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关键点深层次挖掘的不足,使得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理论深度更强。然后,根据辨识的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点,运用层次分析、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专家验证了理论辨识的关键点的重要程度,以及揭示了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路径。理论辨识的关键点依然含有多元化制度背景的印记,而中国情境下实施关键点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通过中国部分地区专家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专家们较为一致地认同有原则参与要素的关键点是影响主体间互动的最弱因素,权力分配要素和参与结果影响政策程度要素的关键点是影响主体间互动的最强因素。进一步将专家们主观认知定量化,研究结果揭示了 3条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路径,路径Ⅰ强调改变权力分配要素和参与结果影响政策程度要素的关键点,路径Ⅱ和路径Ⅲ强调改变权力分配要素、有原则参与要素和参与结果影响政策程度要素的关键点。研究发现了主体间互动的必要条件是公众参与过程,而充分条件是调整权力分配和提高参与过程影响政策的程度。这一研究不仅与专家检验具有一致性,两者都强调权力分配和参与结果影响政策程度要素关键点对主体间互动的重要性,而且为中国新兴技术治理是否照搬发达国家必经公众参与之路的疑问提供了理论上的回答,为避免大规模盲目公众参与提供了政策依据。最后,基于揭示的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关键路径,提出中国情境下价值前置型新兴技术治理的主体间互动政府引导措施。研究从主体网络的政府构建、主体间互动关键路径的政府选择、主体间互动关键路径政府实施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政策措施,也为提高中国政府新兴技术治理能力提供了可遵循的理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