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童话共有两册九篇。从1909年到现在,王尔德童话出现过众多的中译本,其中巴金的译本影响最大。1948年,巴金第一次把全部九篇翻译后结集出版,把它命名为《快乐王子集》。1955年,巴金把这部作品修订后再版。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渐渐从语言层面转到文化层面,从研究作者转向研究读者。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就提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诗学因素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都能影响或操纵翻译家们对原文本进行改写。巴金在做文学翻译时,非常关注涉及社会、思想、人性和人生等方面的内容。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翻译活动,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译本也深深打上了他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诗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快乐王子集》也一样。本文以译本分析为基础,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了巴金的两个中译本,重点研究诗学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对译者选材、确定翻译策略及翻译过程的操纵。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介绍背景知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预期结果。第二部分介绍了译者选材的动机。当时王尔德作品,尤其是王尔德童话,在中国很受欢迎。许多戏剧家,翻译家和评论家都参与了王尔德作品的翻译和评论。另外强调原作主题中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符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译者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两种因素共同使得译者选择了王尔德童话来翻译。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两译本在选词、句法等语言学层面上的差异。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探讨了语言学上的差异反映出巴金受到翻译作品时的两个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操纵。当时的翻译界倡导忠实于原文,直接导致1948年译本主要采用对原作者负责的直译方法,出现了不少欧化词汇和句式。1955年,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修订本主要采用对读者负责的翻译策略,把大量欧化词句改成了更符合读者需要的形式。第六部分即本文的结语,总结研究的意义,对未来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