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隐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建构方式与以修辞学(亚里士多德),认知隐喻(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和语法隐喻(韩礼德,1985)为研究中心的西方隐喻有着显著的差别。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中华文化的勃兴,考察并解析汉语隐喻建构特点以及它们的翻译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从历史角度、词源学和语义角度上讲,汉语中与西方“Metaphor”概念相对应的“隐喻”来源于“譬”和“喻”,这与孔子(约公元前551-479)和孟子(约公元前372-289)所代表的儒家哲学和话语语境紧密相关,二者强调修辞手法的解释功能。孔子及其弟子在给《诗经》做注时,在《论语》和其他经典著作中发展出了“比”和“兴”的概念。除此之外,纵观历史,汉语也寻求诸多其他不同的方式来构建隐喻。古人们尤其善于搭建意象来抒发情感和对生活的寄托。也正因为如此,月亮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月亮,更多情况下,它寄托了作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除此之外,其他诸如一些四字成语和典故也被视为汉语隐喻建构的方式。本文的理论框架是通过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有机建立起来的,分别代表了隐喻研究发展历程和语言的不同层面。汉语隐喻这一现象受其“隐喻性语言”身份的内在倾向的影响,同时也随着三大主要哲学思想在汉民族文化中的不断渗透而得以强化。本文在对汉语隐喻的研究中,使用了文献法。因此,通过形象生动的例句,阐述汉语隐喻的建构特点。在总结和分析汉语隐喻建构的不同方式的基础之上,本文将所得经验运用到翻译中,进一步研究汉语隐喻的翻译。笔者将“互文性”理论视为隐喻翻译提纲挈领的指导方针,并在行文中揭示了隐喻在英汉语言中呈现异同的根本原因。基于以上分析和对具有代表性的隐喻例句的实际翻译运用,本文提出五条具体的翻译策略。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对隐喻尤其是认知隐喻进行了广泛研究。笔者试图全面考察隐喻的生成机制以及在不同语言层面汉语隐喻的具体体现,总结汉语隐喻具有的独特建构形式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