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思想寄托、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通过文物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整个朝代的更迭与兴盛,保护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面临着重大的困境,一方面是盗掘、毁损、破坏文物的行为多发,文物受损严重;另一方面主要是当前立法对文物不能形成有力的保护,文物保护行政执法在保护公共利益方面不到位。我国现行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对于文物保护的规定存在制度留白、处罚不明显等问题,依据现有的法律对文物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起诉的主体不要求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文物是属于公共物品,所涉的权利主体具有不确定性。破坏文物的行为自然会有损公共利益,因此将文物保护列入公益诉讼的范围,能够对文物损害形成有效的保护。在我国的实践中,多数文物受损害导致社会与国家利益受损的案例都是由检察机关或者相关的社会组织以“环境”之名,行“保护文物”之实,借道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起文物保护之诉。也就是说,在文物保护没有独立的公益诉讼制度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案例都是通过参照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方式对文物进行救济。但通过对环境概念与文物概念的对比,二者仅在人文遗迹方面存在重叠,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不能够依据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来实现救济。所以,此时需要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完整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文物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历史的进程决定了文物的不可复制性与不可再生性。在文物遭受损害之后,对文物进行修复,也不可能修复到文物原本的状态。所以针对文物的救济我们应当更强调一定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不以发生特定的损害为前提,正与我国文物的特殊属性相适应;在实践中,文物主管机关职责不到位,致使文物损害扩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行政机关不作为是大多数文物损害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独立的文物保护应从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两方面对文物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构建。构建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在原有的基础上,将公民个人、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列为原告,在一般承担责任的基础上,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诉讼,以检察机关作为为原告,对行政机关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进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