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通过对丁陶文化的探索来说明其为襄汾绘画的源流问题,论述其为襄汾文化的源流暨中华文化的源头;其次,以整个中国美术史为背景,着重对襄汾书画发展史方面做了梳理,其中包括各时期的遗存作品以及襄汾书画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其作品;最后文章对襄汾书画繁荣的原因做了分析。文章以分章节方式论述,构成了襄汾书画艺术考略。第一章第一部分以襄汾境域的沿革展开。襄汾于1954年由襄陵、汾城两个文明古县合并,早在唐尧时期,境域内就出现了国家的城市雏形,此后的虞舜时期襄汾亦为临近都城。汉初时期,境域设襄陵、临汾二县,为建县之始,此后的境域划分,也随着朝代的更替发生着变动。第二部分阐述了襄汾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源流问题。山西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可以说中华文化起源于山西,众多古人类遗址足以说明,襄汾作为山西文明的支流,也有着多处遗址,其中,以丁村文化和陶寺文化最为有名。丁村文化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提供了证据;陶寺文化更是以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其为华夏文明的根源地。丁陶文化与其它文化共同构成了襄汾文化的源流。第二章主要是对襄汾远古至解放前书画艺术的发展做了梳理,分为绘画与书法两篇来整理,第一部分的绘画艺术主要分为五个时期。史前时期,丁村文化是旧石器时代的典型,其中三棱大尖状器的出现是远古时期造型美术的一大飞跃;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襄汾也有许多代表遗址,如寺头遗址、曲里北遗址、大张遗址;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又一代表性文化,襄汾的龙山文化以陶寺文化为典型,除了陶器的器形上有着早中晚期的明显变化,其与彩绘的结合也诠释了陶艺与绘画的完美结合,夔龙纹、水涡纹开启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先河;先秦及秦汉时期,经历了先秦的纷争与秦汉的大一统,襄汾出土的狩猎纹大铜壶、蒜头壶、雁鱼灯、铜镜等文物都印证了当时的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亦是大分裂时期,在民族因素、佛教因素的影响下,石窟造像艺术尤为突出,此时期襄汾共有4通石碑,以“无根碑”最为精彩,入唐后,佛教盛行,襄汾县汾阴洞的“镇宅龟蛇图”,无论是否为画圣吴道子的手笔,都为襄汾书画艺术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宋金元时期,除了墓葬中的砖雕外,元代大师朱好古成就显著,其本人与其弟子为晋南的寺观壁画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襄汾书画增光添彩;明清至民国时期,襄汾县史料记载的画家增多,此时期,以整理画家生平事迹与绘画特点为主。第二章第二部分以整理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为主,分为四个时期。史前时期,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扁壶朱书将汉字的成熟期推进到四千年前,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魏晋时期,书法艺术取得巨大成就,襄汾永固乡家村裴良墓志为此期代表作;隋唐金元时期,襄汾书法遗存亦以碑刻为主,隋代碑刻两通,唐代碑刻3通,金代碑刻两通,元代碑刻11通;明清至民国时期,襄汾县除记载在册的书法家之外,还有文征明、董其昌、郑燮三位大家的碑刻作品遗存,近代的卫俊秀先生成就非凡,乃襄汾书画界的骄傲。第三章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对襄汾书画得以繁荣发展的原因做了分析。本章从物质、文化、教育等方面入手,对襄汾书画的繁荣进行分析。